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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倫/建物之外─如何重新構思保存思維

城市應該是什麼圖像?我們往往透過某時期建築與構件的保存來決定城市歷史偉大與否,卻忽略社群文化也是重要城市記憶形塑的關鍵。

2016年4月16日,彰化市距離扇形車庫不遠的百年農業倉庫,在無預警下遭到拆除。這起拆除消息傳開後,關心彰化文史的工作者、志工紛紛趕到現場,並在隔天隨即召開記者會,在記者會提出保護文化資產訴求。記者會後,關注農業倉庫的組織持續透過各種方式發出保護文化資產的聲音。

然而,彰化市強拆具文化資產的建築已經不是第一起。過去還有高賓閣、台鐵宿舍村等議題⋯⋯,使得彰化關心文史的市民認為,彰化市若再如此開發終將失去它的歷史。放眼台灣,這樣的事件不僅發生在彰化市,幾乎全台每一縣市都發生不只一次。

在台灣具備文化資產價值遭到拆除事件近年來時有所聞。網路還盛傳一張圖,說明著建物即將成為古蹟時,往往忽然冒出火而焚毀,或是突然遭到不明人士強制拆除而無法指定登錄。如果在審議前即破壞建物,在文化資產專家審議時,便很有可能因為減少了保存價值而降低被登錄的機會。

面對文化資產保存的困境,今年5月13日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草案於立法院審議通過,本次的修法第一條即說明「保障文化資產保存普遍平等之參與權」,並在其他法條上因應台灣保存困境而有所增修,在新版文資法保存精神值得稱許,對於現況困境也可能有所改善。但保存評估標準的權力,仍是未來文化資產需要面對的問題。為避免文化保存與開發陷入二元對立,或許藉由參考《世界遺產公約》的保存精神典範移轉,可以提供我們文化資產保存進一步的思考。

我們要該保存什麼?而在城市開發需求下,如何衡量文資保存的價值呢?文化資產保存學界對於「保存什麼、如何保存」曾經歷一番論戰,1964年以歐洲人為主導的《威尼斯憲章》強調建物的真實性(authenticity)與完整性(integrity),此觀念也影響了台灣保存價值的主要論述。從當前台灣各個文化資產保存運動皆不外乎強調建物與構造獨特性的訴求,便可明顯看見「真實性保存」概念的深遠影響。

然而,《威尼斯憲章》所採用的概念引起東、西方世界的爭辯,尤其在建材使用與質地差異,在偏溼熱的亞洲建物往往難以保存,因而引發關於「真實性」的爭議。因此,日本於1994年提出《奈良真實性文件》,引入東方思維,不強調建物材料的真實性,而是著重於場所精神、凸顯地區的特性而認定有保存價值。對於此可由頗負盛名的世界遺產登錄爭議案例──Mostar舊橋(old bridge),進一步說明保存價值典範的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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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ar這座16世紀舊橋,在1990年代波士尼亞戰爭時遭到摧毀,2001年戰爭結束後,舊橋開始進行重建。(Photo by Ramirez, via Wikimedia Commons)

位於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Bosnia and Herzegovina)的Mostar,是一座中古世紀即建立的古老城鎮。Mostar位於繁忙的交通要道,住著猶太人、基督徒以及穆斯林等不同信仰與不同族裔的人們。居民們為了橫跨溪流兩旁的城鎮,因此建立舊橋,使兩地之間的人們能夠互相往來,整座城鎮的地景呈現基督教、東正教、伊斯蘭教以及猶太教彼此和諧共處的樣貌。

但1990年代發生波士尼亞戰爭,舊橋因戰略需求而遭到摧毀,長達四百多年舊橋所帶來和平的地景就此消失。2001年戰爭結束後,舊橋開始進行重建。但要「如何重建」?若以「真實性」與「完整性」為原則,失去建材難以恢復原本的樣貌;若以《威尼斯憲章》為標準,舊橋已經沒有登錄的價值。

然而,當舊橋完成修復後,2005年仍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遺產,主要原因是「社群與場址的精神」:基督教、伊斯蘭與猶太教的舊城與舊橋,象徵著宗教族群之間和解、合作與多元文化與族裔宗教和諧共存的社群地景。

Mostar舊橋重建並登錄為世界遺產已經具備「社會」象徵,將《威尼斯憲章》強調建物構造真實性精神更向前一步,並從保存中提煉出新的價值。

由Monstar舊橋的案例可知,現今世界文化資產保存概念已經越來越重視整體地景意涵以及社群精神。2011年世界文化遺產會議報告的文化資產保存5Cs目標,便提到大眾溝通(communcation)以及社群參與(communities),保存過程中與在地社群要有更多的溝通與參與,以減少過去由政府組織指定文化古蹟而與在地社群發生衝突。同時,藉由社群參與與溝通來增進未來社群與文化遺產之間如何共存,由上述的目標使得在地社群與溝通成為文化資產保存重要的概念。

2014年《奈良+20》擴充此定義,它定義了5項要點,分別是:

1.遺產背景產生過程的多樣性 2.價值的演變 3.多方利益角色的介入 4.衝突過程的聲稱與詮釋 5.永續發展

上述定義使舊橋的真實性能夠有更好的解釋以及完整的保存論述,因此《奈良+20》試圖轉變文化資產保存概念,更加強調空間演變及社群連結,而非僅關注於建材本身或是建物的時代性。因此,我們可以說,文化資產保存的概念已經從單點建物轉為空間意涵,這可以提供我們在面對不斷開發而毀損的文化資產時的另一個思考。

美國都市社會學者Sharon Zukin撰寫的《裸城:純正都市地方的生與死》(Naked City: The Death and Life of Authentic Urban Places)談到真實性(authenticity)。Zukin以美國紐約聯合廣場(Union Square)為例,這雖然是私人空間,卻也是美國各個重要時代展現市民爭取權利與普世價值的場所,而聯合廣場被人們定義為一個具有「市民抗爭歷史」的象徵場域,聯合廣場成為一個由社群爭取權利的地方,而這就是聯合廣場代表的社群「真實性」。

因此真實性概念不論在都市社會學或是後來演進的《奈良+20》,都顯示真實性是一種長期空間與時間演化的過程,且不可忽視空間所帶來的社群力量。未來在評估城市發展與文化資產保存價值時或許可作為參考,應同時思考過去與現在社群建構的保存價值,而非僅止於建物本身建材的問題,才能更完整評估空間的保存與否。

不論是《奈良真實性文件》、《奈良+20》或《世界遺產公約》,這些國際公約不僅顯示了文化保存價值評估的轉變以及真實性概念的演變,也告訴我們必須重視「社群」溝通以及參與。然而,如何讓「文化資產」依據「在地脈絡」重新建構並加以利用,除了考量地方空間特性與建物價值,更重要的是必須考量長時間流傳的社群精神。建物可以再造,但每個時代的社群精神才是延續文化資產最重要的「資產」。

因此我們看見Monstar舊橋的保存顧及了整體空間的社群脈絡,成功克服了建物本身的「真實性」限制(失去建材難以恢復原本的樣貌)。若我們以「變動的真實性」的概念來思考文資保存,關鍵就在於如何保留文化資產在每一時代場所精神的不同意義,不論就保存的趨勢、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的角度來說,都符合世界的潮流。

因此,我們需要在學術上進行更多跨學科、跨政府部門的相互對話,構思更全面的文化資產保存,邀請更多居民參與、舉辦可普遍性參與的文化資產審議,才能促使文化資產登錄更加完善的關鍵;透過民眾的參與,讓文化資產更能融入社群。上述的方法有助於文化資產在未來可以更妥善的被利用,對於解決當前文化資產的困境,能形成良性循環。

我們要保留什麼文化?台灣現在各地仍不斷發生文化資產的損毀,即便《文化資產保存修正草案》的通過,但面對國際公約針對真實性的價值評估的轉變,以及轉向強調社群的重要,台灣要如何與世界趨勢接軌?關於當前對文化資產的價值認定與目的,都值得我們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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