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卞中佩/川普與美國的科學戰爭
說來荒謬,川普執政超過百日下來,美國已經爆發了一波波拯救民主與科學的大型抗議活動。1919年以追尋德先生與賽先生為主要訴求之一的中國五四運動,居然在將近百年後於美國重現。
事實上,在美國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並不是當代政治衝擊下才產生的訴求,而是始終貫穿美國歷史。美國的開國先賢不僅僅本身就是民主及科學的實踐者,像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麥迪遜(James Madison)、亞當斯(John Adams)身兼業餘科學家,還將民主及科學作為立國的精神,體現在國家運作的制度,例如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認為美國的三權制衡如同機械均衡運作的原則。他們將民主與科學視為美國政府運作的基礎,強調美國的政治是透過科學方法取得知識及證據,而後進行決策,有別於歐洲的專制王權,是真正繼承啟蒙運動的精神。

美國學界與科學界力抗川普

在這個基礎上,的確可以理解為什麼川普的政策招致如此大的反彈。雖然許多學術研究已經證明全球暖化與移民對美國經濟利大於弊、自由貿易讓美國經濟擴張,但川普無視這些研究成果,以行政命令限制移民、築美墨圍牆、攻擊媒體,衝撞支撐美國民主制度運作的憲政體制,並且開始縮減政府對科學研究的補助。結果引發民主黨及自由派走上街頭,美國各大科學學會更在今年4月22日的世界地球日,於美國各大城市發起大遊行,抗議川普的施政威脅美國的民主與科學,但川普仍於今年6月1日宣布美國退出解決溫室效應的巴黎協定,引發科學界更強烈的批評。
不過就像川普的當選反映了美國許多民眾對於民主與共和兩黨建制派長期的不滿,川普以民粹衝撞美國政治體制及反科學也有其歷史與社會基礎,而對華盛頓政治體制的質疑及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傳統,幾乎也與美國建國歷史一樣長久,並時常在民主及科學被視為是建制派攫取權力和利益的禁臠時,爆發出來。
最著名的就是美國19世紀後期蔓延全國,並衝擊民主與共和兩黨的民粹運動。美國內戰結束後,雖然經濟大幅成長,卻演變成美國歷史上官商勾結最嚴重、財閥巨富最貪婪的鍍金時代。貧富差距急速拉大,社會矛盾嚴重惡化,受害的工人、農民、農場主等群體最後整合為人民黨(People's Party),並在1892年總統大選中拿下超過100萬票,佔總票數8.5%,1896年總統大選則支持民主黨籍候選人威廉‧布萊恩(William Bryan)。這時美國工農基層對於所有政治菁英提出的改革方案及論述,都充滿了高度不信任,布萊恩除了提出反托拉斯、反大銀行、反金本位等符合當時底層人民期待的訴求,也以反對進化論作為主要訴求之一。在3次競選總統皆落選並且卸下公職後,布萊恩成為激進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在南方各州推動禁止傳授違背聖經創世紀內容的教育,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專家政治與產官學集團興起

支撐川普種種所謂的反民主、反科學言行其實也是類似的過程使然,不僅是兩黨建制政客所造成,科學知識界被政治吸納也是原因之一。美國19世紀末的民粹運動的另一個後座力是菁英對於由下而上、衝撞體制的民主模式高度不信任,美國學界提出「專家政治」的優越性,要求政府行政納入科學、技術、工程等專家的意見。從20世紀開始,聯邦政府及國會設置大量的專家組織及委員會,例如商業部雇用650名科學家審查專利、財政部雇用土地估價工程師等等。
到了羅斯福時代,因應經濟大恐慌推出的新政,雖然藉由社會福利拉攏藍領工人工會,但從核心來看,更強調官僚組織及技術專家的結合,推行各種計劃性的大型經濟刺激方案。到了二次世界大戰,為了軍事管理、戰區人文地理研究,美國成立戰略情報局(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CIA前身)、美軍資訊及教育研究局(The Research Branch of the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Division),雇用大批歷史、地理、人類學、心理學等人文社會學科的學者專家,進入政府部門工作。戰略情報局雇用的專家學者當中,有8名是日後的美國歷史學會會長,5名是日後的美國經濟學會會長。
政治與科學的結合,到了冷戰時期更是綿密,國防、科技預算就不用說了,聯邦政府也開始投入研究預算至政治、社會等人文學科,大專院校也在這樣的條件下擴張。這種政治及科學的綿密關係在1960、1970年代引發了大規模的社會抗議及民權運動,大批進入大學的學生面對的是越戰徵兵、環境污染、學術科研醜聞及過多高等教育畢業生卻無適合其專業的工作等難題。一波波的學生運動與當時全球左翼運動呼應及串連,將矛頭對準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學閥、石化工業、核工業,衝撞被民主及科學外衣包裝下的產官學利益集團。當時對產官學菁英的抗議之激烈,也被指責是反智、民粹。
美國1960、1970年代的狂飆使得美國社會各個層面做出變革,連帶使得民主及科學運作產生質變,並深刻影響美國的政治與社會。首先是政府機關開設更多專家職缺,尤其是環保署的成立,一方面呼應環保運動的要求,另一方面將各種環境人才吸納進官僚體系。
第二,過去各大學以聯邦補助而發展的新科技,大量以技術移轉的方式在大學周邊進行創業,不僅形成許多著名的高科技產業聚落,例如波士頓的128號公路及矽谷,更提供大量工作機會給之前受到畢業即失業威脅的大學畢業生。在政治上,這些知識工作者比過去的藍領工人,更強調個人的專業技能,加上各種創業機會使得勞資關係模糊,新興的知識工作階級有反工會的傾向,但又因為受過民權運動的洗禮,還能與親藍領工會的民主黨組成政治同盟。
第三,保守派面對民權運動在各個層面的攻擊,也開始民粹化,結合保守教會,加上石化等污染工業的捐款,反對各種民權運動的議程,並且攻擊新政以來的大政府政策。保守派在中西部、南部各州站穩腳根,1980年還將保守派總統雷根送上總統大位。
直到共和黨的雷根總統上台,吹響了將新政的社會福利、大政府解編的序曲,聯邦科研補助開始縮減,科學研究開始與大企業合作,人文社科領域持續仰賴政府的研究補助,雖然仍有批判佳作,但也時常傳出醜聞,例如2015年媒體爆出美國心理學學會在小布希當政時期與中央情報局(CIA)合作「優化」酷刑。

過去半世紀 被邊緣化的美國藍領

美國從1970年代開始的產業外移及各種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使得藍領工人面臨失業的威脅,而雷根對於工運的打壓,進一步使得工會更顯衰落,民主黨內部的權力分配也開始進行重組。1980年代一些民主黨政治人物看出新興知識工作者的政治潛力,認為民主黨必須提出新的政綱符合他們的利益。
當時高爾(Al Gore,柯林頓的副總統,當時是田納西州參議員)、巴比特(Bruce Babbitt,亞利桑納州州長)等民主黨政治人物開始強調,1930年代的新政無法解決1980年代的問題,他們鼓吹應建立以低稅、市場及私部門為基礎的高科技產業,才能拉動就業及推動經濟成長,成功將具有民權議題關懷、高收入及強調創業創新機制的知識工作者拉攏成為民主黨的重要支持者,甚至是金主。
最重要的分水嶺是1992年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除了通過由民權世代的法律專業者柯林頓代表民主黨競選總統,也宣布民主黨超越過去以重分配為主的政治訴求,將打造塑造機會平等的自由市場作為政治綱領。最後柯林頓順利擊敗老布希當選,更進一步使得民主黨內藍領階級的聲音成為弱勢。
因此,當美國的工會在政治上失去經營組織票的能力,獲取藍領階級選票的關鍵就剩下各種族群、利益、宗教、性別等認同政治的動員,仰賴著口號、大眾媒體及表演政治進行傳播,這是民粹政治的溫床。而當傳統工業區長期破敗、社區因失業崩解,卻始終不如東西岸新興產業區、高科技雅痞般地受關注,甚至還被揶揄,當然會將川普視為救世主。
也就是說,美國經歷了1970年後的政治及社會大洗牌,也重新定義了民主與科學的組成及運作,將近40年下來,這套體制也走入建制化的道路,科學研究與國家、企業利益高度嵌合,社會運動與國家部門互動綿密,高科技及網路企業大量雇用外國移民。當川普成功整合深受失業所苦的製造業鐵鏽區、傳統農業及宗教保守派聚集的中西部及南方各州民眾,並順利當選,而同時環保部門、新興網路企業、社會運動卻拿著透過這個體制而產生出來的科學研究報告,主張全球暖化威脅人類生存、移民對美國有利無害,這項舉動當然會被川普領導的新民粹視為菁英造假、扭曲的謊言。
川普對於民主與科學的輕蔑,的確動搖了美國的基本價值及利益,但川普的興起,過去這套問題重重的民主與科學體制也是原因之一。如果美國版的五四運動僅僅強調科學就是絕對真理,認為川普是造成民主危機的唯一根源,將民主及科學無限上綱,卻沒有對美國民主與科學的內在問題進行探索,並反省為何會附著權力產生龐大的套利空間,這樣的對抗模式不僅違背了1960、1970年代對抗科技霸權的初衷,而且只會讓川普獲得更大的能量,進一步激化華府的政治惡鬥,就算因此推動彈劾拉川普下馬,產製川普的政治經濟結構,仍將持續動搖美國民主與科學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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