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常說「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這也是很多支持陪審團制度的人常常掛在嘴邊的道理，藉此比喻受過專業法學訓練的職業法官為「諸葛亮」，陪審團為一群「臭皮匠」。

台灣陪審團協會創辦人鄭文龍的觀點是：「不會！因為有諸葛亮在，臭皮匠就不敢講話了。」

鄭文龍認為，「由素人來審判」是好的，但要嘛就像陪審團那樣全部只有素人，而不是又把素人跟職業法官加在一起，因為不管職業法官如何節制，過程中難免還是會干涉到國民法官，「我在桃園（地院模擬法庭）就看得出來，當然一開始就讓參審員（國民法官）講，然後法官才講，但你就看，如果法官有表示意見，這案子就定了，大家就不會再表示。」

「菁英影響素人」是國民法官制度目前常收到的批評和懷疑，也並不是只有支持陪審團制度的人才這樣講；新竹地院模擬法庭結束後，辯方也在研討會上提出「職業法官開口講完刑度後，國民法官的量刑也跟著變重」的觀察。

然而，這是真的嗎？

新竹地院模擬法庭審判長黃美文受訪時坦言，與國民法官一起審判時，審判長要如何「收放」，確實是最困難的部分：「我會感覺我不講，好像沒有盡到職責；我講了，好像影響別人。」但她也無奈地說，評議時本來就是一人一票，票票等值，職業法官為什麼不能講出自己的想法？就算講了，國民法官立刻就跟風，「那是國民法官的課題，還是職業法官的課題？」

所謂「評議」，就是國民法官和職業法官共同討論並決定案件結果的過程，包括有罪與否、罪名與量刑。認定有罪需要達到總票數的三分之二（6票）以上，量刑則是二分之一（5票）以上，但若要判決死刑，則要達到三分之二（6票）以上，而且不管是認定有罪、量刑或判死刑，都必須同時包含國民法官和職業法官的贊成票。

必須提醒的是，依照《國民參審法》草案規定，評議過程並不公開；目前因為只是「模擬法庭」，法院為了讓各界觀摩、指教，才把不公開的程序如評議、選任都公開，透過大螢幕轉播給旁聽席觀看。

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圍繞著一張桌子而坐，審判長黃美文讓所有國民法官先講刑度，再讓受命和陪席法官講，最後才是自己講。在量刑這件事情上，好幾位國民法官都從「不得易科罰金」的有期徒刑最低刑度──6個月──開始下手，有人頂多意思意思加一點，說8個月到1年。也有人說「很掙扎」，選擇先保留想法。

有趣的是，國民法官發表意見時，都只講出他們認為的刑度而已，也就是一個數字，卻不會解釋這個數字如何形成。輪到3位職業法官時，他們都先講自己思考的脈絡，再講最後決定的數字，所謂思考脈絡包括為何先排除易科罰金的可能？而排除之後，刑度至少要從6個月開始，接著考慮被害人的傷勢，以及所有對被告有利、不利的部分，像是犯後態度、有沒有賠償被害人等等。

可以看出對職業法官而言，「量刑」是一套練熟的技術；然而大多數人這輩子卻沒有替別人量刑過，若你問問你自己，一個人在高速公路上肇事後打人，要判多少？腦袋裡可能也是一片空白。雖然法律上會給出一個刑度的區間，以這起案件為例，假如你不想讓被告可以易科罰金，有期徒刑就從6個月開始，而被告又因為是傷害罪累犯，依法加重後最高可判4年6月。然而，對著眼前「6個月～4年6月」這個範圍，你會不會還是有點茫然呢？

在新竹地院模擬法庭上，3位職業法官就「傷害罪累犯」認定的刑度分別是「1年半～2年」、「2年以上」、「2年～3年」，比國民法官所講的刑度重很多。接下來大家就立刻投票，可以看到國民法官們的刑度確實有改重一些，但也不完全「抄襲」職業法官的刑度，最後全體投票出來的結果是1年8月。

相較於國民法官一開始的量刑，最後的刑度的確「變重」了，但從旁觀者的角度，很難評斷這到底是「國民法官內心順服法律菁英」，或是「聽完職業法官的說法後，真心也覺得有道理」，於是稍稍調整了自己的決定？如果是後者，為什麼不可以呢？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連孟琦也認為，職業法官根據經驗來分享自己的心證，進而影響到國民法官，這本來就是正常的，「量刑時要符合平等原則，差不多類型的案件，原則上刑度必須差不多。但國民法官不會知道，因為接觸的量比較少，但職業法官每天看、看了很久，他可能知道類似案件都是2年，你這個個案跑來變成6個月，那就變成賭運氣，不能這樣。」

當然，這種說法也許又令人質疑：都已經加入國民法官了，又一直拿職業法官以前的判決來當基礎，那到底幹嘛要加入國民法官？玩假的啊？

就新竹地院模擬法庭來說，原本真實案件裡「傷害罪累犯」是判2年10月，加入國民法官後是1年8月，顯然還是變輕了一些。台中地院模擬法庭則審理一件「男大學生殺女友家人案」，在現實中，一審判無期徒刑、二審判22年定讞，國民法官模擬法庭卻判20年，得易科罰金刑6月。

沒錯，儘管民眾平常對法院判決罵聲一片，常常認為「恐龍法官判太輕」，國民法官實際審理時卻常有下手較輕的現象，甚至在罪名認定上採取較輕的認定，相較之下，職業法官反而「心狠手辣」。

士林地院模擬法庭有一位國民法官也說，她來了以後才學習到，法律上的殺人罪、傷害罪不能完全以結果論，有時候一個人沒有要殺對方的意思，對方卻死了，或其實想殺對方卻只造成輕傷，有很多種情況，可是一般人不明白這些，看到法院判決就會直接評論「他明明殺了那麼多人，為什麼他的刑責這麼輕？」

台南地院模擬法庭一位國民法官則說，「在我來之前，常在新聞、媒體報導時，在電視面前罵說恐龍法官為什麼這樣判，因為他真的該死或是什麼的；當我自己體驗，再深入去看，我自己也看不下去，我可能也不知道要思考各面向的證據，還有去斟酌、衡量檢察官、律師的意見，對我來說這是很寶貴的經驗。」

國民法官們在參與模擬法庭後，多少改變了司法的判決，但同時也改變了自己對司法的成見。

比起一直爭論「誰影響誰」，有人認為問題出在別的地方。

「真正的『討論』是說，你提出意見，我可以質疑你的意見，不是為了要打掉你的意見，只是要為了異中求同，去激盪思考的火花，」張永宏說，可惜許多職業法官擔心影響國民法官，自己先退縮了，無法積極引導大家開啟一段互相質疑、拉鋸和說服的過程。

就記者現場觀察新竹和台南地院模擬法庭，職業法官在評議時確實透出一股小心翼翼的氛圍。

台南地院模擬法庭審判長洪榮家甚至一開始先明言，「大家心裡都有一把尺，你們心裡覺得怎麼樣就怎麼樣；為了避免被外界質疑說法官干擾國民法官的想法，由國民法官先講，法官再講，大家再討論之後才會決定。」但這場評議終究也缺乏「討論」，仍然是各自陳述完意見就開始表決。

此外，記者雖然沒有旁聽台北地院模擬法庭，但訪問台北地院模擬法庭其中一位職業法官邱筱涵時發現，儘管他們使用了「便利貼評議法」──所有人把意見寫在便條紙上面，再同時貼出來，這樣就沒有先後順序、誰影響誰的問題──但每個人說明自己的意見和理由後，也沒有互相辯論的過程，下一輪便利貼就直接投票了。

至於強盜殺人罪，國民法官認為「成立：不成立」的情形是一面倒的5：1，職業法官也有2人認為成立，只有審判長認為不成立。但審判長在投票前並未透露自己的心證，也就是說，對唯一認為「不成立」的那位國民法官來講，投票時面對的是「所有人」都跟她意見不同的狀況，但儘管差距這麼懸殊，也儘管包括職業法官在內的「所有人」都說明他們的理由，她聽完還是沒有改變主意。

結束後，這位「堅持己見」的國民法官黃小姐受訪時露出輕鬆的微笑說，儘管與多數人觀點不同，投票時並不會有壓力，「每個人有不同環境、家庭遭遇，（意見）提出來只是給人家參考，多數人可能跟我不一樣，可是我會覺得，我是提出我該有的意見，不會有什麼緊張或什麼。Ok的！」

根據公開的研討會紀錄，士林地院模擬法庭也有一位國民法官直言，「我覺得這幾天下來，我感覺法官的引導都非常公正，因為我知道尤其是雷審判長，他其實是承審這個原始的案件，結果我們現在判出來的結果，也很顯然就跟他的判決是不一樣的，對不對？這樣的話如果還要說雷審判長介入國民法官的心證，這個說法也說不太過去，這個鐵證在眼前，他有介入嗎，對不對？」

這種種局面不禁令人心生困惑：當外界不斷把焦點放在「誰影響誰」，並假設國民法官心中一定有小警總、職業法官一定會干涉國民法官，這是否就能幫助參審制裡所有法官的關係更加平等？還是說，這會讓法官們變得過度「相敬如賓」，只要意見不同就趕快以投票作結，但難道誰都沒有影響誰，就是一場好的評議嗎？

也許，國民參審制度真正的考驗不在於「菁英」或「素人」的身分，而是一群這樣的人如何跨越自己身上的標籤，就事論事地與彼此進行腦力激盪，讓所有意見都經過千錘百鍊後，再凝聚出最後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