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美社大 欖仁樹下長出小宇宙

社大是什麼樣的存在?對全國第一所「農村型社大」──高雄偏鄉的旗美社區大學來說,每一門課都是充滿關係的社群。從社區的脈絡及需求裡長出的農機班,就是最佳見證⋯⋯

連續兩個颱風,把農民給整慘了。暴雨摧毀高雄旗山、美濃一帶的橙蜜香番茄,原本該是收成的季節,但只見棚架上掛著零落的枝葉。沒想到,還沒收拾好殘局,海馬颱風又逼近⋯⋯
星期二,颱風前夕。旗山曾氏碾米廠前的欖仁樹下,幾個人、幾張板凳、引擎聲轟轟作響、瀰漫著柴油味與白煙。這是旗美社區大學開設的「小型農業機械保養與改良」課程(簡稱農機班)。
沒有教室、沒有黑板、不上熱力學,大夥兒帶著自己家裡壞掉的農機來修理。修好一件就交100元買耗材;即便不是學員,也歡迎帶來修理,但要繳200元,怎麼算都比給別人修理便宜許多。
旗美社區大學的校長張正揚來了,看到班上不到10個人,問:「怎麼這麼少人?」豪邁的龔大姊往板凳深處一靠:「明天做風颱,有人來就不錯了。」龔大姊拿著金鋼砂往自己手臂上抹,說自己在去角質,逗樂了一幫大男人。
張正揚是美濃人,對於這個地區的一景一物用情很深。看到用卵石砌成的田埂,說會「肅然起敬」:從前荖濃溪氾濫,直到蓋了河堤才有「泥肉」(泥土),又經過了幾代歲月,農民仔細挑出了泥中的石頭砌成了田埂,才成就了這塊良田。
張正揚小時候也常拿米來曾氏碾米廠處理。這裡有乾燥機、真空機⋯⋯,是旗山、美濃一帶最具規模的碾米廠。早在農機班成立前,碾米廠的欖仁樹下就是農民的資訊交流中心。居民來碾米,也聊聊村里閒事、交換務農心得。在這樣的脈絡下,農機班的誕生顯得毫無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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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美社大的農機課是順應在地發展而出的課程。(攝影/林韶安)
旗美社大的農機課是順應在地發展而出的課程。(攝影/林韶安)
農機班的老師,是屏東科技大學生物機電系退休老師陳光輝,學員謠傳說他修過坦克,對他十分崇拜。一位學員帶著發不動的割草機跟老師求救,陳光輝花了一秒鐘調整,便抬起頭說:「好了。」學員不可置信:「好了?那問題出在哪?」陳光輝解釋:「化油器被油脂卡住。汽油本身有揮發性氣體,這些揮發性的物質揮發掉,剩下的黏性很大就會塞住。」
為了確保農作物不被颱風侵害,在補強完農作物後,其他學員也陸陸續續帶了家裡的故障電器來。有鏈鋸、馬達,曾經還有學員家裡東西都修完了,連果汁機、烤麵包機等小家電也帶來修理。
魯凱族的學員爾克,帶著母親的遺物——噴霧器來了。因為10多年沒動過,爾克也不知道怎麼用,老師帶著一夥人一起修理後,噴霧器噴出了水,在田間形成一道彩虹,爾克在水霧下鑽來鑽去,大喊:「來吹冷氣啊!」
爾克不只是這堂課的學員,也是旗美社大「獵人學校」的講師。他是救難員,曾經救過遇險的登山客。在獵人學校中,他帶著學員溯溪、野炊、蓋救難屋⋯⋯
師與生的界線,在社區大學是模糊的。凡是有能力分享的人,都有機會被旗美社大的「探課員
旗美社大的每個班級都會安排探課員,作為社大、學員、老師間的溝通橋樑。
」發掘,從學員成為老師。
返鄉青年林孟姿也是一例。他是台大園藝所的博士生,回南部種植火龍果和鳳梨。因為割草機常壞,找農機行又要等上一週,「草都不知道長到哪去了!」林孟姿乾脆報名欖仁樹下的農機班。
在農機課上,學有專精的林孟姿和其他農民交流務農心得時,被當時擔任探課員的張正揚發掘,因而衍生出另一門「友善農耕心境界」課程。課堂上,林孟姿用台語教大家如何用儀器測量PH值、EC值。
下課時,一位女學員開啟手機照片請林孟姿幫家裡的植物看診:「老師,這個怎麼辦?它不結果也不開花。」林孟姿問:「有給他肥料嗎?」學員:「沒有,但以前這塊地是養雞的。」林孟姿說:「喔!你看他雖然不開花,但葉子長的很漂亮顏色也很濃綠,那是因為雞糞是含氮量很高的肥料。建議之後就不要再施肥,等明年要開花的時候,再施一點天然磷肥跟鉀肥。」
學員跟我大讚林孟姿的功力:「當初我家的芭樂也是因為蚜蟲快完蛋了,結果老師教我們用蛋黃加油去噴,效果很棒,長得非常好,但可惜颱風又把它打掉。」又轉頭問林孟姿:「那現在要不要給他肥料?」林孟姿說:「不用不用,它經過那麼多逆境,先讓他把根系長好才有辦法吸收肥料。」
根系長好,才有辦法吸收肥料。農作物如此,社區大學的課程也是如此。如果沒有穩固的社區關係,課程再多再好,社區的人也不一定領情。

深耕班級的「探課員」制度

經營社區關係,是所有社區大學的核心任務。社大在有限的資源下,如果想發展好的課程、成功的活動,都必須靠師生、居民相挺。尤其像旗美社大位處地廣人稀的偏鄉,更是需要如此(註)
旗美社大學區範圍2,100平方公里,卻只有14萬名15歲以上的學習人口;新北市永和區,僅4平方公里,但人口比這裡還多。
幅員廣大,人口稀疏,造成學員人數不容易達到開課門檻,每學期的課程比起都會區社大要少,大約只有60門課;另外,因為不能只把課程開在容易招生的市中心,而忽略偏鄉的需求,因而有高達8成的課,都是散佈在各地的分班。為了讓分班師生,和校本部有順暢的溝通管道,旗美社大的「探課員」及「學務委員」制度也就因運而生。
所謂探課員,有點類似補習班的班主任。由旗美社大7個正職員工,和4位兼職的地方人士擔任課堂的專屬探課員,必須常常隨班上課。張正揚說明探課員的功能:「最消極的就是班級服務:需要什麼設備、拿簽到表、發校刊⋯⋯。但我們也希望有更積極的角色。像我是料理課程的探課員,看了兩個學期後發現著重教料理技巧。後來就跟老師討論,有沒有可能將在地食材融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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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美社大農機班的探課員沈孟萱(左一)。(攝影/林韶安)
旗美社大農機班的探課員沈孟萱(左一)。(攝影/林韶安)
另一種「在地探課員」,就像是甲仙地區的許淑卿。由於甲仙離旗美社大校本部太遠,若要派正職員工前往太耗時,於是找了在地的淑卿協助探課。淑卿比社大職員更清楚甲仙的需求,她發現當地外籍配偶沒有相關課程和社群,於是提議開設「講咱的故事」戲劇課,讓這些來自東南亞的姊妹們也有交流情感的管道。
大學剛畢業的沈孟萱,才剛來旗美社大兩個多月,還處於跟居民混熟的階段。當初資深的社大前輩,把農機課、客家歌謠課交接給孟萱,除了告訴她基本工作外,還會介紹班上學員的性格:誰家種什麼?誰常常提供食物?
張正揚解釋,在鄉村,「認識一個人」的意義不只是知道他的名字,而是連同他背後的社會關係、遭遇了哪些事情,都會一併了解。探課制度也是以這樣的標準在運作。「探課員跟課程的關係,不會只是拿簽到表。我們有很多的工作是⋯⋯某個學員嫁女兒,會留個半桌一桌給社大。我們跟社區的關係,不是只有上課、下課,很多時候發展到生活之中。」
另一種奠基於關係的設計,就是學務委員。學務委員是由學員代表所組成,旗美社大的9個地區各推派一名。通常都是德高望重、了解在地需求,熱心又善於「喬」事的學員來擔任。工作內容像是,當社大有成果展需要大規模動員學生時,學務委員就需要協調不同的臨時小組,安排誰要開車、誰要負責載什麼東西。
我們去學務委員劉慶進家拜訪。黝黑、愛說笑的「劉桑」是旗美社大的老朋友,總共修了日文、電腦、木工、拼布、手工皂、獵人學校等數不清的課程,如今也是釀造課的老師。
他描述學務委員常需要處理一些師、生、校方間的摩擦:「如果學員對學校有意見,直接跟校長罵也不好意思。」學員不好意思跟學校反映;同理,很多時候社大因為角色限制,也不方便出面說明。
像是木工課因為租借場地,而且使用高耗電器械,所以必須額外加收電費。這件事曾引起學生不滿,學務委員也居中協調。張正揚補充:「學務委員是中間的橋樑,有些時候社大的角色已經定了,如果自己出來講,對學生沒有說服力。」
劉桑拿出了自己釀造的樹葡萄酵素和桂花酒請大家品嘗,張正揚聞了聞但不喝酒。張正揚設定了手機鬧鐘,提醒我們什麼時候採訪該收尾,才來得及趕上回程的車。他重視時間規劃、吃飯快而俐落,說話喜歡分層列點,理性但不失溫暖。
打開旗美社大招生簡章,也很「張正揚」。從學分認定、註冊流程,到班代怎麼選、教室位置圖都呈現的清清楚楚⋯⋯他說自己過去不是這麼制度化的人,在社大16年,前期也是打帶跑,不斷修正。在社大走到第10年左右,覺得這些經驗不應該因為人事異動而消失,才逐步將方法定下來。
他從台灣大學機械系畢業後,進入中鋼。當時中鋼也算鐵飯碗,但他總覺得志不在此,辭職返鄉投入社大工作。母親當然無法理解,用客家諺語罵他:「荒功廢業,連鑊鏟都要飛了!」偶而聽到街頭巷尾稱讚社大很有意義,偶而又聽到親友們感嘆張正揚「離開中鋼很可惜」,讓母親的心情也起起伏伏。
「出去加個油,或是到誰家就會被問。我母親好不容易對我工作有點理解,被親友攛掇(從旁鼓動)幾次又過去了。我覺得她也很辛苦⋯⋯」如今張正揚也不期待母親全然理解他的職志:「我覺得沒有人能完全理解另一個人。對我來講,只要她能接受就好了。」

陪伴社區走過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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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美社大校長張正揚。(攝影/林韶安)
旗美社大校長張正揚。(攝影/林韶安)
除了草創時期,張正揚在社大16年,最艱苦的就是2009年八八風災時期。旗美社大9個學區,除了美濃、內門,其餘都是重災區,包括幾乎滅村的甲仙小林村和六龜的新開。
「我們只要一張開眼睛往外看,就會看到喪家。佛教辦完道教,道教辦完辦功德會,功德會辦完又回來辦道教。我說全世界的各宗教,都來到甲仙過了。」甲仙愛鄉協會理事長陳敬忠,在紀錄片《拔一條河》形容當時的甲仙。
學區的氣氛如此,社大也不能固守著原來的任務。首先,因為交通和場地毀損,課程必須全面調整。像是獵人學校爾克的場地,從秀麗的茂林山區變成災區,原本的瀑布洞穴,都被莫拉克摧毀。本來爾克打算取消這門課,但在跟社大還有學員討論後,決定繼續開課,向災區學習。
另外,社大也接手重建工作者輔導計畫。「我們去安置災民的地點放電影,或安排藝術家駐村。那時候放什麼電影已經不重要了,而是喘息的作用。那時候很多災民,只要一下雨就會開始掉眼淚,先讓那些人回到生活裡面,他會自己想說接下來要做什麼,」張正揚說起當年的情況。
當時的藝術家駐村,並非要災民們忘記災難、投入創作,反而更強調藝術家走入災民的脈絡。一位藝術家走進災民家中看到十幾個神主牌位,代表家裡走了十幾個人。災民每晚不喝酒就沒辦法睡覺,那位藝術家就陪他喝酒、聽他傾訴。
在社大16年,張正揚仍然反覆思索:社大到底該是什麼樣的存在?「有人說,社大是在造人。但我覺得比較不是誰去造誰,而是一個互動的過程。」農村型社大的意義,並非只是在農村裡辦學,而是在將農村的限制與資源,轉化成學習的材料。
「你種過玉米嗎?要先做畦,然後用小鏟子挖洞把玉米放進去。同樣一塊田,同樣一條畦,土壤情況也不見得一樣。在農村社大開課的過程很像種玉米,外界看起來過程、動作都一樣,但其實細節都不一樣。」在社大,每門課、每個活動都是無法複製的小宇宙,在土地的滋養下長出不同的樣貌。而社大就像碾米廠前平展的欖仁樹,照看著這個生機蓬勃小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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