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憲邊緣的治療之網──台灣性侵犯強制治療爭議

性犯罪在每個社會與文化中都被置於強烈檢視的核心，從2010年台灣的「白玫瑰運動」，萬人上街抗議恐龍法官輕判女童性侵案，到2017年後從社交媒體迅速蔓延國際的「#MeToo運動」，在創傷敘事中重新建構出受害者的主體性，從在地到國際，一波波對於性暴力事件的控訴愈加激昂。

在勇於發聲或沉冤待雪的「受害者」背後，「加害者」的模糊暗影，幾乎只有惡狼般猙獰的面貌。在講求證據法則的法律審判中，往往因為性侵案件事實認定不易、證據力不足等因素，難構成定罪條件，更加深民眾普遍對於司法縱放性侵犯，無能為受害者主持正義的印象。

早在20年多前，為了因應這股對於性侵案件「零容忍」的民意，台灣制訂出一套針對性侵犯的治療制度，猶如在司法處遇之外，再多設一道嚴格的「安全閥」，希望達到預防再犯、使婦幼人身安全更有保障的目的。歷經數次修法，此一對於加害者的治療制度堪稱全世界最全面，然而，真的替社會抓出「惡狼」，並成功矯治他們了嗎？

《報導者》全面調查後發現，此一治療模式在成效猶未有定論之下，已因「政策先行」在社區以及監獄施行多年，甚至在「寧可錯殺也千萬不可有漏網之魚」的規定下，演變成以治療為名的無限期監禁，並製造出新的受害者，跳脫了法律的正當程序，導致有多位法官與受處分人聲請大法官釋憲。

性侵犯也有人權嗎？對於這一群犯下令人無法容忍罪行者，或許正是考驗我們衡量人權天平的最後一道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