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整座城市仍浸泡在雨季的燠熱潮溼，及週五夜的壅塞車流中，印尼雅加達市中心一座購物商場附設的立體停車場內，已經拉起迥然不同的夜色。

在爬滿通風管線的低矮天花板、停車格線、交通標示為背景的音樂舞台下，近千名印尼年輕男女正將自己扔向前方，他們的臂膀沾黏人群的汗水，在回音巨大混亂、充滿濃濃「underground（地下）」氣息的「另類車庫」中，踩踏節拍、隨著音樂搖擺起舞。

2018年，落日飛車這支來自台北、6人編制，主打迷幻復古曲風、作品全部唱英語的搖滾樂團，在雅加達的首演便已令人印象深刻，當地樂迷形容他們「現場狂野、充滿活力、一票難求」，那場演出最終因為觀眾太激烈、舞台搖晃，而被迫提早結束。今年（2019）3月22日，落日飛車第二次受邀至雅加達，為一場4,000人規模的音樂節演出。

「我自己就是落日飛車的頭號粉絲，他們的音樂很吸引人、很有技巧，有老爵士樂、靈魂樂的味道，也有點像我們父親年代的歌，懷舊卻很urban（都會），音樂氛圍很chill（冷靜放鬆），我很享受其中，」這次邀請他們的中型音樂節「The Sounds Project」主辦人葛漢那．班優比魯（Gerhana Banyubiru）看中落日飛車的流行，首度邀請海外樂團參演。

資深音樂廣播主持人馬世芳2018年10月在部落格中如此寫道：「若你10年前告訴我，將有一支台灣獨立樂團，玩AOR（成人抒情搖滾）路線，全部唱英文歌詞，卻能橫掃中港日韓印尼，擴及歐美白人世界，一年唱100場巡演，包括大型音樂節的大舞台，打死我都不會相信這是真的。但是，落日飛車居然做到了。我以為，落日飛車這兩年征戰世界的經歷、累積的心法，意義不下於10多年前五月天率先建立了中國大型巡演的支援系統，這是替台灣同輩音樂人打開了另一條完全不一樣的路線。」

在新北市板橋一間小咖啡店的二樓陽台，落日飛車主唱兼吉他手曾國宏戴著黑框眼鏡、鴨舌帽，像鄰家男孩，有著「宅酷宅酷」的人物設定。「我平常很喜歡看一些有的沒的，想一想事情，寫一寫歌，就是超級宅，」他說。

落日飛車其實不年輕，包含曾國宏在內，多數團員們都已年過30歲，玩團超過10年。

經過休團沉潛、團員各自活動，2016年落日飛車重組發行EP《金桔希子Jinji Kikko》，樂風從車庫搖滾轉向70年代成人抒情搖滾，透過網路，意外地開始收到來自世界的演出邀約。

這幾年，他們在歐美演出現場，台下清一色都是白人。「在泰國表演結束後，有人過來跟我們開玩笑說，他以為會看到一群很老的白人，沒想到是一群年輕的台灣人！」曾國宏笑說，雖然用英文寫歌，感覺和台灣脫節，但很多歐美聽眾卻告訴他，落日飛車音樂的細節和元素拼裝起來「特別亞洲」，有一種「在看日本動漫、王家衛電影的迷離感」，就像一艘大船即將開進充滿濃霧的東方港口。

「他們（樂迷）覺得好怪喔！（歌詞）都聽得懂，可是真的沒有人這樣唱英文歌，像是〈My Jinji〉，他們可能不知道Jinji是什麼，是一個名字？一個台灣團？我寫的歌對他們來說很有想像空間。Jinji是關於愛人、自己在乎的人，於是大家能把自己的故事放在裡面、產生認同，」曾國宏也指出，落日飛車其中一首歌〈I know you know I love you〉雖是十足的台式英文，歐美樂迷卻為這樣的文法與敘事著迷。

深受歐美搖滾樂影響的落日飛車，反攻西方搖滾樂發地；而如同落日飛車，走出去的新一代獨立樂團，同時也走進中國一線和二線的城市裡，成了酷的象徵。

在中國某個小吃店裡，手機直播了一群男人的醉態及凌亂歌聲。他們操著不太標準的閩南語，接力合唱去年最火的一首台灣流行歌，「菸一支一支一支的點，酒一杯一杯一杯的乾！請你要體諒我～我酒量不好賣給我衝康！時間一天一天一天的走，汗一滴一滴一滴的流，有一天咱都老，帶某子逗陣～浪子回頭！」

這首台灣樂團茄子蛋的〈浪子回頭〉，是2018年獨立音樂圈最傳奇的故事，不僅紅遍台灣，更在中國掀起巨大流行。

〈浪子回頭〉MV從2017年上線，已在YouTube上累積超過6,600萬次點閱；中國年輕人流行的「抖音」上，同名話題被提及近5億次，不只年輕男女、選秀歌手爭相翻唱，還有中年大叔在微博感慨發文：「這首歌唱出多少人的心聲。」

即使聽眾有不同的詮釋，但〈浪子回頭〉真實吐露了茄子蛋主唱黃奇斌21歲時的迷惘不安。黃奇斌解釋，那年朋友們準備出社會，有人要考研究所，有人出國唸書，在得為自己人生做決定的時刻，繼續玩音樂總有些忐忑。

「那首歌的初衷就是跟朋友的約定，大家散了之後，可以帶著自己的家庭來聚聚，喝個酒、抽個菸⋯⋯但我其實現在不喝酒也不抽菸了！」黃奇斌回憶，2013年從政治大學廣告學系畢業前夕，他在校園小型音樂節舞台上，和前團員們、台下混了4年的朋友們，最後一次合唱了〈浪子回頭〉。

包括黃奇斌在內，沒人能料到〈浪子回頭〉的爆紅。

根據中國自媒體「灣灣獨立音樂速報」統計，2018年就有80組台灣獨立音樂人到中國巡演，跑得最勤的團，一年演出超過40場。在中國，台灣樂團一趟巡演至少7、8個城市起跳，最北到達哈爾濱、瀋陽，不少樂團創下場場售罄、一票難求的成績。

落日飛車在中國最出名的一場演出，是南京巡演時，一名女孩上台向喜歡的女孩告白，甜膩膩的過程被樂迷錄影上傳，在微博被轉發了上萬次，「愛情就是落日飛車」的稱號不脛而走。

相較於歐美當代年輕人藉此樂風追憶逝去的、超現實的繁華年代，中國及東南亞新興國家的城市青年，則身處於City-pop樂曲所描繪的現實之中：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物質生活提升、各種娛樂消費接踵而至。

但物質與消費主義過後，更是舉足無措與虛無。對當代年輕人來說，世界是「前人們都說過、也做過了」的擁擠與無處可走。

有中國評論認為，落日飛車和近年幾個較受關注的台灣樂團的流行，都呈現了兩岸青年對改變世界的無力感，一者是「掙扎後的疲憊」，一者則是「無法掙扎的困窘」，歌頌「小情小愛」的歌曲反而呈現一種「遠離政治，描述個人生命，既然什麼也做不了，那就寫出我什麼也不想做」的微弱抵抗。

流行音樂仍刻畫了社會特徵與文化精神。無論是草東沒有派對的厭世頹喪、茄子蛋的浪子情懷、落日飛車領軍的「台式新浪漫」，都表現兩岸及東亞年輕人的狀態，他們放棄文以載道、對世界高舉宣言式的對抗，而是回到個人生活之中。

曾國宏並未將自己貼上City-pop或這波「台式新浪漫」的標籤，他認為落日飛車的音樂風格難以定義。但在一則訪談中，他曾提過落日飛車的樂迷是「厭世世代的極端」，比起反抗，不如「徜徉在太宰治的酒池肉林中」，他們以不抵抗作為「抵抗」，拒絕一切形式的妥協。

於是，落日飛車的音樂雖然沒有直接傳遞對社會的不滿與厭倦，卻隱含了曾國宏和他同輩人所處的生存狀態：「我覺得台北有一種比較扁平的感覺，大家都很像，周遭的朋友們都有一個夢想：想當藝術家，或是一個音樂人。但大家看起來都一樣成功，也一樣失敗，經濟環境沒有很好，也絕對餓不死你，整個城市提供一種稍微舒適、但永遠無法突破困境的感覺。5年過了、10年過了，你的夢想還在那，但它沒有離你更近，也沒有離你更遠。我很希望把這個狀態，我認識的台北、這種氣質放在我的音樂裡。」

這兩三年，包括草東沒有派對、茄子蛋、落日飛車、大象體操、拍謝少年等台灣樂團都選擇離開舒適圈。他們陸續成立公司，用自己的方式，玩一個樂團、做屬於他們自己的音樂，用「自己最喜歡的事」養活自己。

專長獨立音樂、媒體文化研究的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簡妙如指出，這是台灣流行音樂10年來最大的成就──在傳統唱片產業之外，這群在台灣各城市角落玩音樂的人，創造自己的音樂生產、商業機制與文化生活，建立了新興的獨立音樂場景。

簡妙如解釋，台灣早期獨立樂團仍寄望被唱片公司挖掘，2000年後主流唱片圈興起一波「樂團熱」，但這些風格、價值各異的樂團，透過唱片公司考量市場定位、銷售成本後重新定義、包裝後，往往失真，「唯一成功的只有五月天，」她說。

「如果去聽1998年角頭唱片出的合輯《ㄞ國歌曲》，裡面收錄五月天〈軋車〉，阿信的聲音根本是糊的、淹沒在樂器裡面，再聽他們在滾石出第一張專輯的〈軋車〉，就是主流唱片的作法，Vocal一定拉出來，讓你聽清楚怎麼唱，才能夠在KTV裡唱，」簡妙如解釋，五月天的成功，仍經過傳統唱片產業的品質校準以及行銷精算。

政府補助支援下，這些樂團也迎來了他們的10年熟成。「從2007到2017年已經10年，他們有些人已經超過30歲，有一個關卡，以前他們有學生身分，一半打工、一半玩⋯⋯現在這裡很多人決定創業，有人經營空間、獨立唱片行，比較闖出名號的團，他們發覺（自己）真的可以靠音樂維生，」簡妙如說。

「我覺得（成立公司）最大的好處就是，能夠跟家人交代自己在幹嘛，會讓你的家人知道，你現在好像是在創業，沒有領到很多錢也是正常的，」大象體操吉他手張凱翔說，做音樂常被認為是在玩，而非認真的工作。

大象體操的樂風深受網路及全球化影響，他們三人最喜歡的團是日本後搖滾樂團「toe」。藉由網路，他們也有了新的傳播空間，一首歌抵達他們想像不到的世界角落，並且產生共鳴。

「我們各種平台下面都會有人留言，像是你們為什麼不來孟加拉？」今年3月，大象體操在紐約、芝加哥、波士頓等近10個美國城市演出，而且門票場場售罄。前陣子他們去菲律賓音樂節演出時，發現當地樂迷竟會唱出他們樂器的旋律。

即使不斷笑稱自己是「怪團」，大象體操也憑藉其音樂實力，近兩三年在歐美日本累積了不少聽眾。

如今，即使再小眾的樂風，台灣的樂團都能在世界的角落，找到足以支持他們的樂迷。

「沒有任何一個唱片公司可以做出搖滾樂、偉大的搖滾樂團，搖滾樂是這個時代的東西，是這個社會、城市裡的生活創造出來的價值觀和審美，形成了能量跟作品，」簡單生活節創辦人、現任「中子創新」執行長張培仁說。

2001年張培仁離開滾石唱片，2006年創立「StreetVoice（街聲）」，提供獨立音樂人將作品上傳分享的網路互動平台。2018年StreetVoice在台灣和中國的會員逼近百萬人，不只用戶數，上傳新歌曲的數量也成長驚人。張培仁認為，獨立音樂人正在產出好的作品，提供音樂產業復興的能量，並帶來一個轉捩點。此時，這些年輕的獨立音樂人都在面對沒有前例可循的未來，他們必須不斷與不同專業合作摸索，更確立自己的核心價值。

「玩一個樂團，不要說職業，講大一點，做為一個志業好了，做一件你喜歡做的事情，你想永遠的做，不是說永續經營，而是把你的生命奉獻在音樂裡面，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從雅加達回程台北的飛機上，曾國宏說自己仍會感到焦慮。音樂對他來說，從最純粹的事情，正變成一件最不純粹的事情，而且多數時候，已經漸漸變得不太好玩了。

樂團發展得愈具規模，愈顯得這些原由唱片公司專業分工的業務有多麽精細龐雜。落日飛車就曾經因為版權沒處理清楚，發生表演時必須「付錢買自己作品的演唱權」的狀況。近期，他們公司也多找了兩名律師專門負責相關業務。

這次演出，落日飛車只在雅加達停留了3天，飛回台北已是晚上，又得趕著搭高鐵去高雄的「大港開唱」音樂節演出。

「有幾次我真的在起床要趕飛機、洗澡的時候，都快哭出來，幹怎麼這麼累啊？真的太累了吧？但很累就會唱很爛，觀眾就會很直接地失望，自己該用什麼心態面對巡演？」曾國宏說，團員們都曾陷入一種存在的問題，明明在做以前以為很酷、很好玩、最喜歡的事，卻又感到疲乏，但只有過了那關，才會切換至更成熟、更全面的視角。

對落日飛車、或這一代台灣樂團來說，做音樂一直都是他們最熱愛、最好玩的事。音樂曾經無關商業，沒有金錢介入，沒有工作規範的該與不該，但如今，樂團職業化後，他們迎面來自世界的聽眾、市場，他們得持續精進創作，同時務實地生存下去。

「有一天，飛車繼續照這個步伐前進，可能也會像一個流行樂團。但流行的定義是，當很多人喜歡我們的時候，我們怎麼把我們認為美的、好的事情放在作品裡，扮演一個好的溝通。我不認為流行文化庸俗，（流行音樂）要玩得很有藝術性、很美，比任何一種藝術形式都高⋯⋯在這個過程裡，讓我們的音樂變得更有趣，還是更無聊，是我們接下來要面對的挑戰，」曾國宏說。

但他總有辦法找到他們家鑰匙，把幾個人挖起來，趕上一班航程漫長的飛機，飛往下一個舞台。

We're feeling fine, 我們感覺很好 Just getting old. 只是在變老了 It has been fun, 一直以來這些都很好玩 Always been fun. 都很好玩 We're dreaming home, 我們在想家了 Oh we're getting lost. 喔，我們都迷失了 ──落日飛車〈10-Year-Taipei（matured'17）〉（十年台北／2017熟成）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