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島夫/去與留──對西進中國學術移工的進一步思考

《報導者》月初一篇「被台灣拋棄的博士──西進中國的學術移工」報導,在兩岸的學術圈裡引起不少討論。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該報導將西進赴中國大陸高等院校任教的台籍博士(包括海歸和本土博士)放置在一個「以推力為主的台灣學術結構裡」,點出了台灣自1994年教改起,在錯誤的政策及全球就業市場惡化的結構下,推動大批台籍博士跨越黑水溝,赴中國任教的現象。
然而,和全球遷移研究中所論的「推拉因素」不同,大部分到對岸尋求學術工作機會的台籍博士並未如人們所想的那般,被其高薪及更好的勞動環境所吸引,相反地,他們每月的月薪平均僅約2~4萬元台幣,且必須在對岸「政學合一」、政黨指導學術的環境中掙扎生存。
僅管《報導者》的相關報導的確點出了兩岸學術環境各自的困境,並描繪了在此困境中掙扎求生的博士們所面臨的各種難題,但後續電子媒體的報導及讀者的討論卻僅聚焦於兩岸懸殊的薪資差異及物質條件,而忽略了學術圈外更大的社會/文化意識形態對兩岸學術工作條件的影響,也未從學術工作自身的「文化」出發,思考報導中所提及的「低薪」及「學術環境」等問題。
因此,身為目前在中國N大學任教的台籍講師,透過親身體會的經驗及對任教過程的回顧,我希望可以進一步延續報導者的相關報導,讓相關問題能夠在一個更廣大的社會文化脈絡中繼續被兩岸社會思考、討論。

「低薪」背後的社會結構差異

在思考兩岸學術工作的薪資差異問題時,如若我們將大學教師的薪水視爲被分配的「教育資源」,並放置在兩岸對於資源配置的差異結構下思考,便能發現,兩岸大學教師的薪資差異,事實上建立在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的基礎之上。
兩岸民眾對於「教育資源」如何生產與配置有不同的看法,也因此形成完全不同的分配方式。除了兩地學者表面上的「月薪」差異之外,其實必須把年度各項收入及分配機制納入比較的範疇,才能看到「低薪」背後所隱藏的制度問題。
即使當前中國各地四處可以看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關標語,但事實上,不論在學術圈或其他工作場域,大多數的中國民眾對於職場薪資的看法普遍十分「資本主義」。(攝影/余志偉)
即使當前中國各地四處可以看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關標語,但事實上,不論在學術圈或其他工作場域,大多數的中國民眾對於職場薪資的看法普遍十分「資本主義」。(攝影/余志偉)
曾有個網路笑話提及,中國就像一台行駛中的汽車,打著左轉的方向燈實際上卻往右轉,這個笑話放在此討論中極為貼切,即使當前中國各地四處可以看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關標語(日前我指導的學生至街頭訪問路人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知,諷刺的是,除了高中政治課的老師外,沒有人可以講出相關的價值觀究竟是什麼),但事實上,不論在學術圈或其他工作場域,大多數的中國民眾對於職場薪資的看法普遍十分「資本主義」,認為起薪低是正常現象,大部分收入必須靠個人的努力及聰明才智,甚或是因職位權力而產生的「灰色收入」來獲得。
因此,(教育)部屬的大學(絕大多數為所謂的985院校)和省屬大學(大部分為211院校),及區域大學三個不同等級學校的起薪不同,甚至不同地區的大學起薪也都不同,每位求職博士的價值都會根據所在學校等級與過去的研究成果等被「商品化」。
舉例而言,我工作的N大學,新入職的講師(類似於台灣的助理教授)平均月薪約4,000元人民幣(約新台幣20,000元)、剛升上副教授的教師平均月薪約8,000元人民幣,而學院裡的教授級院長每月的平均月薪約14,000元人民幣(約和台灣新入職的助理教授差不多),講師和教授薪資相差3.5倍。此外,每年的年終獎金的分配更是嚴格按照「做多少事拿多少獎金」的標準分配,學校依各學院一年來的工作成果分配各學院年終獎金的金額,而各學院則由院長召集評議會議,依每個人一年來的工作量及工作成果來分配獎金。
以我所在學院為例,去年我發表了一篇文章,登上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文章就獲得1萬元人民幣的獎金、如果是刊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文章可得3萬元人民幣的獎金(據說明年要提高到5~8萬元人民幣),而得到一項政府委託的研究計劃可以得到1萬元的額外獎金,籌劃、帶領學生參與讀書會或暑期田野調查可得4,000元人民幣、參與學術會議一場可以得到約700元人民幣的獎勵;甚至大至指導學生論文、擔任班級導師,小至協助學院管理網站、實驗室都可以得到相應數額的年終獎金。
在此制度下,不分講師或教授,每名教師不論學術位階,得到的獎金均根據過去一年的成果分配,而最高與最低年終獎金所得的差距甚至可以高達4、5倍。正如我向學院內的共青團支部書記抱怨過月薪過低的問題時,得到的回應是:「你只要發表一篇SSCI的文章,就夠你兒子一年的吃喝玩樂了。」
在中國,經濟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的確決定了教育資源的分配模式。
尤有甚者,在中國,學術工作的求職者可以依照自身過去的研究成果和能力與學校談判入職條件。我所在的學校近來正準備引進一名甫自美國大學畢業的歐洲籍博士,對方開出「比照美國助理教授年薪、聖誕節及復活節有休假」等條件與學校談判。我在N大學通過面試之後,也曾收到學校寄來的email,詢問我要的入職條件,惟彼時筆者當時對中國高校此種經濟自由主義式的運作模式並不熟稔,僅回答「按學校規定,與其他人一樣公平辦理即可」,後來是學院的院長主動幫忙爭取,才拿到一筆比一般引進博士更高的「安家費」。
對於一個長期生活在台灣學術環境的博士來說,認識兩岸截然不同的資源分配模式及其意識形態,可謂來中國大陸所體驗的第一堂「文化衝擊」課。
相對於中國極度「經濟自由主義」的社會分配模式,反觀台灣,對教育資源的分配則較重視「結果平等」。不論之前的學術成就為何,大學新入職的助理教授月薪一律約新台幣68,990元,而教授的起薪則約93,540元新台幣,兩者僅相差約1.35倍。大多數學校的年終獎金分配模式則比照公務員,以月薪1.5倍計算。
從以上的幾個例子,不難看出兩岸的學術薪資分配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礎之上,因此,如若無法把兩岸各自對於社會分配的意識形態納入考量,單純以兩岸相差懸殊的月薪進行比較的話,就會陷入一個簡單化的對立邏輯,也無法正確地評量出真實的差距。兩岸在不同的意識形態下開展出截然不同的資源配置模式,而此意識形態的差異,也正是西進大陸的台籍博士們在面對低薪問題時真正要面對的觀念挑戰。
不論是從台灣自身的「推力」或是中國大陸的「拉力」來理解西進中國大陸的台籍博士,都必須從兩岸的學術體制與社會分配的意識形態來思考,單單以兩岸外在的物質差距來看問題,往往會失卻現象背後諸多的文化背景及原因。(攝影/余志偉)
不論是從台灣自身的「推力」或是中國大陸的「拉力」來理解西進中國大陸的台籍博士,都必須從兩岸的學術體制與社會分配的意識形態來思考,單單以兩岸外在的物質差距來看問題,往往會失卻現象背後諸多的文化背景及原因。(攝影/余志偉)

「學術作為一種志業」

同時,與此「低薪問題」相關連的,就是「選擇在中國任教」的一系列歷程中,究竟薪水佔了多大比例的考量。
古典社會學家韋伯曾經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這篇文章中,比較德國與美國的社會制度如何限制兩地有志獻身學術工作的年輕人。根據韋伯的說法,德國的年輕人通常從「私講師」(privatdozent)做起:提出一本著作,通過大學裡的學者及專家的認可後,便能取得教書資格,但在取得正式的教職前,除了學生的聽講費之外,別無其他薪水可領;而美國的年輕人則大多從「助理」(assistant)開始做起:受聘為某個研究機構的助理,再依工作表現尋求獲得正式的助理教授職位。因此,兩地不同的「學術制度」造就了兩地年輕人不同的「薪資差異」:
……這種制度上的不同,實際上表示,一般而言,德國學者的事業是建立在金權取向(plutokratie)的前提上。一個身無恆產的年輕學者,要面對學院生涯的這種現實,必須承擔極大的風險。至少幾年之內,時間長短不定 ,他必須想辦法維持自己的生活。在這同時,他對自己將來是否能夠得到一個職位,使生活過得比較像樣,卻毫無把握。相反的,在官僚制度已經建立的美國,年輕人一踏進學術圈,就開始有薪水可領。當然,他的薪水很微薄,幾乎比不上一個半熟練勞工的收入。可是,表面上他已經有了一份很穩定的工作,因為他有一份固定收入……(引自馬克思・韋伯,〈學術作為一種志業〉,1918)
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勞動不單單只是體力或心理上對於某個特定工作的付出,還需要一系列制度的培養和扶持,而不同性質的勞動工作也會在不同的工作場域中造就不同的「勞動文化」,限制在此領域中勞動的個人。
因此,除去《報導者》所點出的台灣自身教育市場供需失調等政策問題外,從學術文化的觀點來看赴中國任教的台籍教師,也許能夠更一步理解這群年輕人西進追求的「學術夢」到底是什麼。
以我自身經驗為例,當初選擇是否該赴N大任教時,內心十分掙扎,微薄的月薪,以及中國近年來日益惡化的言論環境,再再讓我這樣一位社會學研究者,無法下定決心。
但轉念一想,學術這份工作的「勞動文化」並不能單單從「做研究」與「教書」本身來看。不論職業或業餘,每個人當然都可以依自己的興趣開展各種研究,但惟有進入學術機構,取得正式的位置後,各種開展研究工作的「學術資源」才會隨之而來:通過課堂教學與論文指導得到學生的回饋,並據此反思自身的研究、通過學術講座與日常的互動和其他老師交流意見、與同事組織田野調查工作、申請研究經費、聘任研究助理、查閱期刋資料,甚或是與同領域的研究者/教師共同書寫、翻譯文章/書籍……等;這些看似平凡無奇的「學術活動」卻包含了許多未取得教職位置的研究者不能企及的資源。因此,僅以「月薪」來作為衡量西進中國任教與否的指標,便忽略了開展學術工作在「薪水」之外的其他無形的「文化」考量。
同樣以我為例,在台灣求職時,作為「海歸」的博士,總覺得與學術界建立的各種關係網絡十分有限,且不容易拓展。但在中國取得教職之後,通過各種兩岸學術交流活動,卻認識了不少在台灣任教的教師及研究者,並且能依此網絡開展雙方皆有興趣的研究工作。同時,在相異的文化脈絡中與不同的學生交流互動,並據此重新思考過去有興趣的研究主題,也是在這份工作中得到的無形收穫。
因此,即使中國的薪資條件和言論自由程度均不及台灣,但從學術工作的「勞動文化」來看,中國高校仍然能夠給予台籍博士們發揮學術夢想的舞台,讓在台灣流浪無主的台籍博士得以獲取相關的學術資源,開展自身想追求的研究內容,而這也才是中國拉動台籍博士們漂洋過海的主要動力。
在此脈絡下,我認為,除了調整大學的師生比,解決僧多粥少的博士生產結構問題外,台灣教育當局也許可以從「學術文化」的制度下手,讓暫時未找到教職的「獨立研究者」有充份的研究資源,能夠在社會的支持下開展其研究。
大學的職位有時會受限於學校自身的學術走向而較為單一,並排擠研究冷門題目的求職者,但如若社會能挹注更多資源鼓勵「獨立研究者」從事各種多元而有趣的研究,保障這些獨立研究者的基本生活水準,並讓這些研究者與大學體制內的研究者相互交流,不但能讓暫未找到教職,且願意留在台灣工作的研究者擁有發揮能力的舞台,也能促進台灣學術研究的多元發展。
綜上所述,不論是從台灣自身的「推力」或是中國大陸的「拉力」來理解西進中國大陸的台籍博士,都必須從兩岸的學術體制與社會分配的意識形態來思考,單單以兩岸外在的物質差距來看問題,往往會失卻現象背後諸多的文化背景及原因,也讓許多該討論的問題因此被懸置。因此,希望本文可以進一步延續《報導者》及後續的相關報導,讓該討論的問題能夠在兩岸社會中繼續被思考、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