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進中國的學術移工

被台灣拋棄的博士──西進中國的學術移工

他們可能是台灣史上受過最完善教育的一代,卻因制度缺失,成了學術的吉普賽人。他們西進中國,但「中國高薪磁吸人才」的真相,卻是沒有誘人高薪、只有高壓競爭的環境現實。

沿著安靜陳舊的長廊,跟著黃宗昊走進上海交通大學的宿舍,4坪侷促的空間,單人床、書桌、小衛浴,塞滿上千本書的書架。在這裡,他生活了3年。做為全中國排名前10名高校的講師(相當台灣的助理教授,註1
中國大學裡是講師、副教授、教授三級,但近年來向美規靠攏,部份將講師改稱助理教授。
),他並沒有享受到媒體所說的西進中國高校的甘甜。6,000元人民幣的月薪(相當新台幣3萬元,以下以人民幣計),在物價比台北高的上海,顯得吃緊。
2008年政治大學政治所博士畢業後,黃宗昊曾連續4年,在台投遞近百封求職信,只拿到兩個面試機會。他正巧遭遇台灣學術界的轉捩點。2006年教育部推出頂尖大學計劃後,擠進世界排名成為各校重點,國際化的要求,讓大學只挑選洋博士。土洋大戰讓本土博士灰頭土臉,加上教育市場嚴重供需失衡,更讓本土博士節節敗退,儘管他們的研究實力並不輸別人。
台灣沒路,於是西進找路。黃宗昊說,「腦海裡以為我們會像學長姐或老師那樣,畢業就有教職,以為迎接我們的是美好世代,但沒想到我們是上戰場被掃射的第一批,在台灣起不了家,中國給了機會,我總得為第一口飯努力。」

高階學術人才加速西進

上海交通大學講師黃宗昊課後與學生走在校園。(攝影╱余志偉)
上海交通大學講師黃宗昊課後與學生走在校園。(攝影╱余志偉)
西進中國學界的故事在過去幾年是這麼被傳誦著:「中國磁吸高階人才」、「台灣人才被中國挖角」,知名台籍學者加入長江學者、千人計劃或各省各類的人才計劃,年薪上百萬。這不過是幾年前的事。
但兩岸情勢、學術市場、人才水位,明顯在這兩、三年起變化。學術人才西進不如外界印象中高薪美好。
185公分高的黃宗昊在狹小空間裡活動,起身就碰到書架,這裡撐著他不想被壓扁的學術理想。但他也描述這一輩博士們的處境:「很多人以為我們去大陸吃香的喝辣的,No。台灣一批表現傑出的正教授,如巫和懋、霍德明等,那些人是winners(贏家),大陸用很高的薪水邀請,不會餓著。他們那種檔次是稀有動物,和我們這群六年級的博士,處境大不同。」
黃宗昊不是特殊個案。在《報導者》的追蹤下,我們目睹一群西進中國大學的「黃宗昊們」,他們多半是六、七年級生,過去3年,進入中國各省份的大學任教。台灣教育部、科技部、各大學校院,沒有人能掌握這群人的數目和流向。但確實速度和量體上爆發式增加。
38歲,廈門大學傳播學院的副教授陳經超是少數很早就進入中國的台灣人,在北大讀博士,是個中國通,在WeChat上,他開了台籍教師群討論板,開板不久,已有超過130多位台籍老師加入。陳經超說,群組裡多半是年齡30至40歲在中國的全職教師。各地各省台籍教師群組不少,他們一個拉一個,加入時還意外發現自己的小學、大學同學也到中國教書。他們之中,男性多於女性,有在中國拿博士的,也有留洋的,但更多是台灣本土博士。
單從省份來看,至少18個省都有台籍教師,包括青海、貴州、內蒙古、黑龍江;其中以對台前沿的福建省人數最多,去年就招募了132位台灣學者,預計今年再招聘200位台籍老師。成百上千的台灣學術人才正快速西進。
過去幾年間,他們以兩種基本形式進入中國高教體系:一種是「編制內」,相對低薪地進入中國最好的985和211體系的高校(註2)
211是1995年,中國面向21世紀建立100所重點高校和學科。985則指1998年5月,中國為建設一批國際知名而實施的建設工程,有39所,稱985工程。
;另一種是「編制外」,高於台灣的大學薪資進入省級或市級、一些很少人聽聞的學校,如:福建武夷學院、湖南吉首大學、溫州大學城市學院、廣州中山大學南方學院等。
廈門大學傳播學院的副教授陳經超下課後與學生討論專題。(攝影╱余志偉)
廈門大學傳播學院的副教授陳經超下課後與學生討論專題。(攝影╱余志偉)

本土海歸皆夢碎台灣

余炘倫屬於「編制內」這一類,他是英國艾塞克斯大學(Essex)社會學博士,2013年回台,也同樣遭遇教職市場緊縮的困境,與許多本土博士一樣西進,他最後到呼和浩特的內蒙古大學,擔任助理教授。
第一次見到余炘倫是在他嘉義老家。在余家祖先牌位前,余母拿起余炘倫出生時由算命師排的命盤,上頭寫著「往北運」三個大字。他的父母一輩子惦記這三個字,既然孩子往北走運勢才旺,多年前他們為炘倫在新北市買了房。只是,余炘倫注定流浪更遠,「壓根沒想到,到更北的內蒙古去,」余母帶些感嘆。
內蒙古大學助理教授余炘倫(左)全家在故鄉嘉義客廳逗小孩。(攝影╱余志偉)
內蒙古大學助理教授余炘倫(左)全家在故鄉嘉義客廳逗小孩。(攝影╱余志偉)
內蒙古大學隸屬中國的211體系,他所在的民族學與社會學院,還是中國十二五計劃中,要建設為一流學科的重點。
中國重視也禮遇洋博士,但攤開余炘倫的薪資單,叫人吃驚。中國的大學薪資主要由「崗位工資」和「崗位津貼」組成,這兩項再加交通等津貼,扣稅後,余炘倫的薪資才過4千人民幣。(註3)
除了「崗位工資」和「崗位津貼」,學院之間的薪資差異大。中國學界對老師有分紅制,有些學院如商學院、法學院有大量的業外收入和企業合作,每年的分紅就會多;另外也會有各式名目增加收入,如監考費、夏日冰水費、偏遠地區還有艱難補助費等。
「剛聽到工資時,我和我家人都覺得很低。這工資在台灣可能沒法想像怎麼生活,」但他同時也拿到學校給的一筆30萬人民幣安家費,5年合約一攤提,每月薪水大約8千人民幣。
另一種西進趨勢,則是走「編制外」,多採豐厚年薪制,但學校評價兩極,一種是頂尖的研究型大學,研究為主,教學為輔,但主要鎖定已有表現的正教授,年輕人機會不高;另一種則是這兩年台籍博士大量進入的學院,以教學為主,研究為輔。但無論哪一種,工作保障不高,續約與否充滿不確定。

計程車司機幫台籍老師收發票

去年,廣州市的中山大學南方學院透過台大、逢甲、世新等公私立大學教授協助宣傳,並在台灣媒體刊登廣告招聘台灣博士,條件誘人,「年薪20萬起跳,外加10萬安家費,10萬科研啟動金」。
從廣州白雲機場往北到廣州市溫泉區從化鎮,一小時的車程,風景由熱鬧轉入荒涼,「中山大學南方學院」的牌坊出現,學校被群山圍繞。(攝影╱余志偉)
從廣州白雲機場往北到廣州市溫泉區從化鎮,一小時的車程,風景由熱鬧轉入荒涼,「中山大學南方學院」的牌坊出現,學校被群山圍繞。(攝影╱余志偉)
就這樣,南方學院,兩年間招聘了44名台籍老師,不乏來自台大、台師大、中山大學、政大等年輕博士,2016年計劃再收20位台灣人。短短3年間,台籍教師佔總師資的十分之一。
南方學院校領導帶著工作人員大陣仗來台,在台北市的首都大飯店15樓舉行面試,博士們穿著西服和套裝,現場氣氛有些凝重,一個個輪番面談。那時入選的老師,多半以為中山大學南方學院應該與位在廣州市的中山大學,在地理位置和學校排名上沒什麼差距。
剛赴南方學院會計系任教的37歲的簡元瑜,穿著深藍立領polo裝、短褲、白色休閒鞋,燦燦的笑容,不折不扣的都市男孩。簡元瑜回憶他到校報到時,發現學校偏僻,他笑說:「這裡『真的』是廣州市,但距離市中心頗遠,感覺好山好水好無聊。」
親自走一遭,飛機降落廣州白雲機場,搭上計程車往北到廣州市溫泉區從化鎮,一小時的車程,風景由熱鬧轉入荒涼,「中山大學南方學院」的牌坊出現,學校被群山圍繞。
「(學校老闆)是『廣東珠江投資集團』,是個地產商,領導稱『珠投』,」政大博班畢業的呂佩安去年為工作,舉家搬至南方學院。
呂佩安(左一)去年為工作舉家搬至南方學院,另外兩名台灣教師蕭裕中(右二)、簡元瑜(中)就住在同一宿舍區。(攝影╱余志偉)
呂佩安(左一)去年為工作舉家搬至南方學院,另外兩名台灣教師蕭裕中(右二)、簡元瑜(中)就住在同一宿舍區。(攝影╱余志偉)
儘管中國少子化趨勢也在發生,每一年仍有700多萬學生搶著進大學。2000年前後,中國高校擴招,在一般大學外,全中國已有超過330所以上的獨立學院,佔全中國高校的十分之一。
靠掛公辦大學名號的獨立學院不勝枚舉:武昌首義學院、華南師範增城學院、湖北經濟學院、中山大學南方學院、北京理工珠海學院等。不少學院要上繳可觀的「管理費」,兩者間的關係,有些像直營,有的像加盟,緊密程度不同。有不少人批評,高額學費是販賣文憑的學店,但也有人認為能讓更多青少年有書可讀,提高人力資源。而目前不少台籍老師都流往獨立學院。
以南方學院為例,掛靠中山大學之下,學校收的不是像中山大學所收的頂尖學生,學生畢業證書上拿的是「南方學院」。
辦大學是筆好生意,南方學院有1萬8千名學生,學生每一年學費近2萬人民幣,每年近4億學費收入;但生意要有賣點,在老師多數是碩士的情況下,台籍博士已成為學校國際化的招牌;台灣博士等於進入極企業化運作的學校。
這些學校名目上開出高達20至30萬人民幣年薪,但有不少附帶條件:6個月試用期間採8成薪、科研經費實報實銷,老師們得想方設法靠著蒐集尿布、衛生紙、車資等發票核報。連出租車師傅都知道台籍老師情況。出租車姜師傅搭載採訪團隊時就提醒,「台灣老師需要收據,妳給他們,他們要報帳的。」看似各式名目疊高的工資,還要扣除20%至25%高額個人所得稅率與保險,台籍老師能領的年薪並沒廣告上說的多,這還不包括上漲的中國物價、房租、往返台灣的機票費。

水土不服,摸黑前行

中國學術已進入買方市場,合約規定也日益嚴苛。不論走的哪一軌,進入研究型或教學型學校,這一波西進的年輕教師,都像跨過深不可測的黑水溝一樣,只能忐忑前行。(攝影╱余志偉)
中國學術已進入買方市場,合約規定也日益嚴苛。不論走的哪一軌,進入研究型或教學型學校,這一波西進的年輕教師,都像跨過深不可測的黑水溝一樣,只能忐忑前行。(攝影╱余志偉)
事實上,不論走的哪一軌,進入研究型或教學型學校,這一波西進的年輕教師,都像跨過深不可測的黑水溝一樣,只能忐忑前行。
中國學術已進入買方市場,合約規定也日益嚴苛。
近年中國大量的海歸與每年超過6萬名的博士畢業生也競逐教職。華東師範大學政治系系主任劉擎最近才晉用一名台灣助理教授,他說,現在的工作是20、30取1,一半以上是洋博士。
38歲的張維元,是福建省龍岩學院廣電系的助理教授。目前在龍岩有十幾位台灣籍教授,多半是像他這樣的「高級學術移工」。龍岩給留洋的他20萬年薪,稅後約14萬人民幣,學校還配了一個兩層樓宿舍給他,但張維元的心情始終無法輕盈。
「當我看到三個房間、一衛浴、一客廳、一廚房,對,是不錯,但我心裡很忐忑。為什麼要給我這麼好的住宿,是接下來要看你能不能在3年內有表現。怕別人翻臉比翻書還快,所以拿到這房子我是緊張的。合約訂得複雜嚴苛,其實每年都可以找理由把我fire掉,」張維元說。
台灣助理教授有6年的升等條款,中國的大學則採「合同」制,採兩次的3年合約(「3+3」)聘任,要求具體高標的學術發表。張維元的合同上就要求3年內要有3篇的CSSCI或TSSCI(分別是中國、台灣人文社科索引)。數量上比台灣許多大學還嚴格。而有些985和211的研究型大學,甚至要求3年10篇文章、專書和國家型計劃。
複製台灣十年前開始上演的高教亂象,中國學術的大躍進,拼命生產學術論文,中國學者吃不消,台灣學者更倍感壓力。
去年剛從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回到台大財金系任教的張晏誠,對中國制度的變動感受最深。2009年,上海高金以稅前40萬高薪禮聘他,薪水6年後漲到100萬人民幣。
敢給也敢要求。「一開始offer letter說8年一到兩篇頂尖期刊,到後來變成8年3篇,合約一簽簽8年,」張晏誠在過去6年有一篇美國頂級期刊發表,仍無法達到校方要求。他說:「很困難,大家都會在真的發生前就離開,目前沒有人升等過,競爭很激烈。」
其實在中國第一年,張晏誠就有些水土不服,他個人不是很喜歡那裡各方面的壓迫感,每一年都想回台灣,所以即便回到台大,薪水減半,對他卻是離開巨大的壓力艙,回歸較正常的工作節奏。

瘋狂量化,思想審查

在毛澤東時代,學術為國家服務,習近平上台後,又強調意識型態,代表人文社科開始要為整個中國的事業服務。政府有需求,學術就提供中國崛起的應用和論述。(攝影╱余志偉)
在毛澤東時代,學術為國家服務,習近平上台後,又強調意識型態,代表人文社科開始要為整個中國的事業服務。政府有需求,學術就提供中國崛起的應用和論述。(攝影╱余志偉)
除了強大嚴苛的量化指標,中國學術服務政治的「政學合一」體制,更是新一波西進學者遭逢的特殊環境。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上台後,加強對大學裡的意識型態管理;大學教室裡充斥著攝影機、穿著便衣的巡視員在課堂對老師教學錄音、中國社科院甚至要開始對學位論文進行意識型態審查;有些學校給台灣老師的合約上明文寫著「保持中立政治立場」、「不在公開場合散播反對有關大陸政體的言論」,而口頭上更頻繁告誡不能批評政府和黨。
一位台籍助理教授就曾發生「教學事故」。在上課鐘聲響起後2分鐘,正準備踏進教室時,手機鈴聲響起,竟是學院辦公室打來的電話說:「怎麼還沒到教室?」這位老師嚇了一跳,才知道學校能隨時「監控」課堂情況。
雖然中國教育體制是在快速現代化,與歐美的法規、制度、指標對接,吸引國際人才。但根深柢固的人治色彩,隨時引用各種規則給人「恩給」或將人「排除」,在那制度下的所有人都活在高彈性與不確定裡。而台灣人還容易遭遇玻璃天花板。(見報導《台灣人如何在中國學術叢林生存?》
這一波跨越黑水溝的學術移工如履薄冰地找生存的縫隙。他們之中,有人待了一兩年便賠款離開;多數騎驢找馬,邊教書,邊找尋機會跳槽;只有少數安身立命想長久發展,而這類型的老師,多半到此娶妻生子、成家立業。
與始終在自由市場抉擇的台商或台幹不同,學術這條路,一直是與政府政策緊密扣連的;那究竟,誰該為這群掙扎西進的學術移工負責?

先養後殺,用完即丟

他們的出走起因於台灣市場供需失調:從1994年的410教改,廣設大學,1996年後大量專科升格為大學,碩博士班大增,台灣人對學位的盲目追逐,以為讀博士像鍍金,是博士生產過剩的大背景。
調出教育部資料,90學年度在學博士不到1萬6千人,99學年度達到3萬4千名高峰,每年約有4,000名博士畢業生。以去年103學年度為例,4048位畢業博士,僅約13%的人能進入學術界。
(製圖/黃禹禛,資料來源/教育部、科技部)
(製圖/黃禹禛,資料來源/教育部、科技部)
坐在廈門大學咖啡店裡,一位曾做過兩個博士後,近40歲不願具名的台灣博士訴說他的挫折:「我滿失望的,我失望這個教育體系,尤其是老師都從美國回來,教我們美國那套,所上設了很多條件,要托福分數、要幾篇paper,最後又不給我機會面試,不想用我,這個制度擔誤了很多人,我感覺被拋棄!」
教育部高教司司長李彥儀直率說:「我要回頭問問(學生),當初為什麼要去唸博士呢」、「我覺得(學生)自己也要思考,到了唸博士的年紀應該都有獨立判斷的能力了。」
科技部科教發展與國際合作司司長周世傑也觀察,「有8成大學教授為了大量勞動力,鼓勵學生讀書;看來博士的表面成本很低,學費低,但其實投入的時間成本很高,是高風險的投資,」周世傑認為博士過剩是是教育政策、教授、學生的共業。
博士擴招的10年間,他們被「教授」的頭銜吸引、被指導教授們連哄帶騙、被教育部擘畫的大學產業幻象炫惑;同時遭遇博士就業市場全球惡化、單一崇洋指標壓倒一切、教授們延緩退休。這樣的多重夾殺讓這群六、七年級博士,私下稱台大政大等名校聯合「學術詐欺」,學生們拼死拼活做研究,卻被制度與環境集體坑殺,有種「先養後殺」、「用完即丟」的感嘆。
若拿出93學年度和103學年度這10年間大學校師年齡分配結構的變化可以看到,30至44歲的教師比例,從56%下降到29%。當教育部呼籲流浪博士別急,嬰兒潮的教授會在未來5到10年退休時,這群學術移工的心聲是:「我們是等不到了,再過幾年,我們最黃金的研究歲月已流失,那些機會只會給更年輕的一輩。」
這似乎是一群生錯時代的人,註定要被教育體制犠牲。
政府現在的做法是透過大量的「博士後研究」暫時安置還在尋覓教職的博士。金融風暴後,為了救失業率,科技部擴大博後名額,2008年的博後約1,500人次上下,但之後平均每年聘用2,200人次以上,6年花費金額超過100億新台幣。但博士後名額仍是杯水車薪,還有許多人搭不上這列車。
不願一直「博後」或兼職下去的博士,當起學術移工,有能力的到美國香港新加坡,而如今大批西進中國,從人文到資管、從電子到音樂,為了延續學術生命,一個拉一個,一群帶一群,也開始投履歷,準備西進。
中國清楚台灣博士過剩,也在此時撿便宜。負責招聘的學校對口曾在酒後誇口:「我們有錢把全台灣的博士全部買過來!」
不少學術移工還想回來,但回得來嗎?

回台之路 充滿荊棘

西進的博士們知道回來的路迢迢,但他們奮力一搏。
不少學術移工還想回來,但回得來嗎?西進的博士們知道回來的路迢迢,但他們奮力一搏。(攝影╱余志偉)
不少學術移工還想回來,但回得來嗎?西進的博士們知道回來的路迢迢,但他們奮力一搏。(攝影╱余志偉)
龍岩學院的張維元說,在台灣找工作的3年期間,他每星期上6天班,白天在科大兼職,晚上到補習班,他的人格從易怒到害怕到退縮,「從有學術願景,到害怕將來什麼都沒有,為了趕場一本書都沒唸完,那3年我的學術生命被掐死了,」一海之隔,電話裡仍感受他過往受苦的張力,那個苦對他歷歷在目。西進半年,有一份全職學術工作,是否重拾學術研究的能力?張維元說,「一個棒球選手3年沒打球了,現在有合約,可以延續生命,但已不知道能不能打得好了。」張維元語調無奈,但仍有不服輸的傲氣。
周世傑表示,西進也是移動的能力,「最好能在頂尖的大學, 985是一個plus(加分),985也夠國際化;至於其他鳥不生蛋的地方,回台灣求職可能有困難。」
中研院士,前國發會主委管中閔也經常到中國高校交流,他說,西進人才多了,而台灣近幾年聘人困難,海歸和本土博士都往中國去,「如果我們再把有意願的台灣年輕人擋掉,甚至不承認他們在大陸的經歷的話,等於是把他回來的路都砍斷了啊!」
目前教育部承認155所中國大學的學歷,等於承認155所大學的任教資歷,高教司司長李彥儀說,而在這之外,從中國的獨立學院回流的老師資格,由聘任學校自行認定其專業經驗。(註4)
專門職務4年等同於教師年資3年,相差一年。換句話說,博後擁有4年專門職務的經歷,回台後應可由學校自行認定聘為副教授。另外,中國學界工作的年資無法敍薪,這是回台後可能的損失。
對於中國高教的變化、西進年輕博士處境與動向的掌握,教育部等相關單位幾乎空白。
台大財金系副教授張晏誠去年自上海高等金融學院回來,在三級三審的校教評前,遭遇教育部回覆不能以副教授資格聘用。上海高金並不在教育部認列的155所高校,但在全亞洲財金系裡相當優異。張晏誠說:「我原本有自信回台大會很順利,系上主任都很歡迎,但我沒看到的是,香港回來的新加坡回來的,沒人質疑你的資歷和品質,大陸的年資拿回來升等時卻有風險。」教育部最後讓台大自行認定資格而順利升等,張晏誠仍經歷一段漫長的等待。而這種等待,人文科系比理工更容易遭遇,因為身處環境不同,難有一致標準。
台灣已陸續有西進學術移工回台的個案。他們有些乘機在二線學校賺錢回來,有些人不服水土悻悻然回鄉、極少數順利接軌台灣教職,更多是看到眼下,對未來掛著懸念。
這可能是台灣史上受過最完善教育的一代。但決策者洞見的不足、制度的缺失、家鄉機會有限,使他們成為學術的吉普賽人。而政府官員和整套制度對於他們的處境、可能的「回家」,都還沒有對策和準備。
西進的學術移工不會天真地認為這一切是國家的責任,也不會以懷才不遇自欺,但他們期待重新檢視頂尖大學計劃對本土博士的歧視、高教資源對年輕人的不友善,他們也希望國家正視對這個世代的剝奪,給他們公平的競爭機會,同時也要有魄力地解決長期扭曲的高教市場。
這一代的學術移工們,憤怒過,失落過,但不想就範。他們只能拼命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