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半年前，《報導者》開始追蹤遠洋漁業造假、濫捕、剝削的問題。我們把焦點放在一群幾乎不被看見，卻是支撐起遠洋產業最重要的一群人──他們是經常在海上漂流的觀察員、外籍漁工、漁撈長。媒體、政府、立委很少看到或聽到他們，但在每次的遠航中，他們卻比任何人都清楚海上的文化和運作。

濫捕、過撈、剝削、暴力⋯⋯採訪團隊像拉開了一張巨大的網，議題越開展越複雜。海洋是個廣袤深邃美麗的世界，但也是個封閉、複雜，不易接近卻容易藏污納垢的地方。

在採訪漁業觀察員之初，我們拿到一份電話清單，一通又一通電話聯繫，不斷被拒訪，不斷再聯繫。經過努力，幾位離職觀察員開始信任，我們多次在台北與高雄兩地訪談離職者，至於仍在海上工作的，我們會等待他們下船通電，或透過衛星傳輸通信。漸漸地，願意和我們聊的人愈來愈多，完成多次訪談。

此外，我們採訪了船老闆、船長、觀察員、漁工、仲介、造船界船王、現職漁業監管人員、學者、人權或生態NGO組織工作者，人數超過百位，但越下探，越發現遠洋漁業是張布局全球、複雜的利益之網。採訪團隊挖掘到一半，就知道這是個無法用中文與英文，單在台灣就能完成的遠征。

特別是「境外聘僱」漁工被剝削的追蹤。那些日子，《報導者》小組成員多次前往前鎮、東港、小琉球，進入小釣船上，膝抵胸幾乎匍伏地進入外籍漁工棲身的船艙，混雜的方言，漁船上軍隊式的管理文化，增加了採訪的難度。

於是，兩個多月前，我們進一步與印尼調查媒體《Tempo Magazine》展開協作。

當時我人在尼泊爾加德滿都，參與國際調查記者聯盟（GIJN, 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Network）舉辦的「揭開亞洲」（Uncovering Asia）調查報導會議。近370位、來自50個國家的記者聚集，每個人口袋裡都有好幾個正在進行的題材。在那裡我們認識了《Tempo Magazine》調查團隊的負責人Wahyu Dhyatmika與Philipus Parera，他們也是2016年全球媒體共同合作的「巴拿馬報告」（Panama Papers），參與其中的印尼團隊。

我們交流近期手邊正進行的題材後，一拍即合，因為《Tempo Magazine》也長期關注印尼漁工的生存狀態。於是各自回鄉後，密集聯繫，彼此決定從一名印尼漁工Supriyanto之死出發，來釐清台、印兩國遠洋漁工的勞動真相。

選擇印尼的調查媒體做為合作方有其意義。因為光是2015年，就有超過8,000名印尼漁工，像Supriyanto一樣，透過「境外聘僱」制度，為台灣船老闆們工作。他們不受《勞基法》保障，薪水極低，一上船，就像坐2年的海牢。

惡劣環境下，不少印尼漁工也成了海上喋血案的主角，殺人或被殺。

境外聘僱在跨國機制運作下，盤根錯節交織。一個從印尼小漁村來到台灣的漁工，在台牽涉的關卡包括漁會、仲介、船東、地方政府、農委會、勞動部等，而在印尼則牽涉牛頭、當地仲介、人力資源部、交通部、外交部等體系。

《報導者》與《Tempo Magazine》針對Supriyanto從上船到死亡這短短3個月的過程中，碰觸到的所有利害關係人、政策、法律，以及執法漏洞，進行盤點。

記者蔣宜婷、攝影林佑恩前往印尼中爪哇的直葛市（Tegal），採訪台灣遠洋漁工產業鍊的上游，觀察直葛市和其他印尼漁村裡，成千上萬的家庭，如何被漁業王國──台灣所影響，同時也採訪了Supriyanto的家人。而記者鄭涵文則負責資料蒐集，台北團隊則持續走訪前鎮等地，透過文字與多媒體的呈現，釐清產業造假、剝削、貪婪的手段和成因。

同時，《Tempo Magazine》派出記者Mustafa Silalahi至基隆、台北、前鎮，採訪印尼漁工；記者Irsyam Faiz則進入直葛、八馬蘭（Pemalang）城，採訪Supriyanto仲介和跟他上了同艘船的漁工。記者Anton Septian則釐清印尼政府跨部門間的權責。

我們在What’s App上成立了一個名為「The Reporter＊Tempo」的7人群組，過去兩個月，那成為兩邊團隊每天必開的通訊軟體。在這個群組上，《報導者》和《Tempo Magazine》成員隨時分享進度、採訪筆記，交叉並反覆查證資料、文件、數據，及各方說法，勾勒漁工剝削體系的全貌。

我們發現，台、印政府相關部門的怠惰與不作為，已為不法仲介，開啟人口走私的地獄之門。

面對日益複雜的國際區域互動，這次《報導者》以開放、協作方式，針對一個在地又全球的遠洋漁工議題，發起跨國調查媒體的合作。透過攜手調查，除了期待還原一名漁工之死的真相，更希望對於實施已久、每年讓上萬名漁工身陷險境、讓台灣揹負漠視人權惡名的境外聘僱制度，徹底被檢討。

遙遠中爪哇島上，受訪的Supriyanto家人們，仍日夜心懸著，他死亡的解答。直葛的小漁村，無數的孩子們，等著漁工父親，安全返家。

希望這一系列的調查報導，能帶大家真正看見海上漂流的人們，也讓有權力、得負責的人，不再能轉過頭，假裝一切不曾發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