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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疫情後續

為什麼他們提起全球首件COVID-19公民訴訟(下):14年沒更新的防疫計畫,與被下架的檢討報告

2021年7月,義大利國會調查委員會決議縮限對政府防疫問題的調查範圍,立刻引發COVID-19死者遺屬抗議,包含曾任國防部災害應變措施負責人的退役將軍盧內里(Pier Paolo Lunelli,圖中戴墨鏡者)。(攝影/鄭傑憶)

在歐洲的義大利──新冠病毒從中國武漢傳出後首個全球大流行的重災區,有一群公民,無法遺忘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留下的傷痕,今年7月8日,羅馬地方法院首次開庭審理COVID-19死者遺屬控告政府失職的民事訴訟。

本文接續〈為什麼他們提起全球首件COVID-19公民訴訟(上)〉,由旅居義大利多年的媒體工作者鄭傑憶親訪多位在疫情高峰時親人染疫去世的家屬、前醫院院長、科學家及向檢察官作證的前WHO官員等關鍵人士,一一揭露疫情失控背後的健保制度沉痾、國家政策搖擺、政治人物出手掩飾等問題。當世人在疫苗加持下,迫不及待迎向「後疫情時代」,這群失去摯愛親人的家屬,誓言以司法探究真相、向防疫不力的政府問責,並為COVID-19受難者的故事在歷史上留下一頁,不容抹煞扭曲。

COVID-19疫情像海嘯般席捲貝加莫(Bergamo)
位在義大利北部的倫巴底(Lombardy)大區,是義大利第一波疫情最嚴重的地方。
,並非難以預見的黑天鵝,而是顯而易見卻容易被忽視的灰犀牛,只不過,從地方到中央,執政者都選擇閉上眼。等到睜開眼,灰犀牛還在,而且加速度迎面而來。

病毒已經來了,政府的防疫政策「還要再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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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公民訴訟、防疫計畫、檢討報告
2020年第一波疫情爆發後,受創最重的義大利經濟中心倫巴底大區,卻未曾全區升級紅色警戒。圖為疫情期間的貝加莫省一景。(攝影/鄭傑憶)
去年(2020)2月中,流行疾病數學家梅樂(Stefano Merler)以模型推估義大利可能上演的疫情劇本(scenary)並向衛生部報告。由於中國當時公布的數據很少無症狀的感染者,也缺少患者在潛伏期的傳染數據,梅樂以有症狀的感染者推估,若上演的是R0值
指沒有任何防護力介入下,一個感染者平均可以傳染給多少人。
為1.7的悲觀劇本,義大利將有超過200萬人感染,重症患者高達40萬。這份報告沒能讓義大利政府看清眼前的灰犀牛,還試圖掩蓋,直到了去年10月才被迫公開,衛生部表示沒有在疫情前公布「是為了避免引起恐慌」。
梅樂前往衛生部報告的一週後,科多陽(Codogno)發現「一號病人
2020年2月16日,一位38歲男性因呼吸道症狀赴當地診所就醫,後被檢驗為陽性,因其並未有中國旅行史,成為目前所知的第一起義大利本土病例。
與意指為首位感染病毒者的「零號病人」不同,這位一號病人無法被確認是本土第一位被感染的案例,只是第一位被檢驗出的確診者。
」,貝加莫的阿爾札諾醫院也隨即確診4名病患,灰犀牛以超出預期的速度橫衝直撞。梅樂在2月28日寫了一封電子郵件給倫巴底大區政府,指出在最嚴重的情況下,貝加莫的R0值高達3.17,遠高於「一號病人」周邊的城鎮,也比他之前預測的最悲觀劇本還要悲觀。梅樂的處境比希臘悲劇裡沒人願意相信的預言者卡珊卓拉(Cassandra)更無力,預言已經實現,政府依舊視若無睹。
當倫巴底政府終於在3月2日把COVID-19的數據提供給中央政府,疫情科學小組也在當天口頭建議把阿爾札諾鎮(Alzano Lombardo)和連博諾鎮(Nembro)
阿爾札諾醫院初期即爆發院內感染;最早確診的4名病患中,有3名就來自連博諾鎮。
劃為紅區,但總理孔蒂(Giuseppe Conte)表示,「還要再想想,不能輕易劃紅區
義大利政府依照各地疫情感染嚴重程度,分為白、黃、橙、紅四區,紅區就等於封城,禁止一切戶外以及社交活動,除特殊情況如採買必要物資,所有居民都必須居家隔離,類似台灣的「四級警戒」。
,畢竟在經濟的成本之外,還有社會與政治成本。」疫情科學小組在3月3日白紙黑字建議把阿爾札諾鎮和連博諾鎮劃為紅區,衛生部長史培蘭察(Roberto Speranza)在3月5日簽署,內政部也加派上百名警察待命,但總理仍在考慮中。紅區從未到來(註)
2月23日全義大利僅有11個小鎮被劃為紅區,包括爆發首波疫情的倫巴底大區洛迪省科多陽周邊10個小鎮,以及威尼斯附近的沃鎮(Vo),但整個倫巴底大區仍未全面封城。
,孔堤在3月8日宣布倫巴底劃為中等風險的橙區,兩天後,義大利全國都變成橙區

許多媒體類比中國經驗,描述義大利是第一個封城的西方國家。這裡的餐廳和咖啡館空無一人,博物館和公園大門深鎖,但公司仍在營業,工廠仍在運轉,貨車在空蕩蕩的馬路上來來回回,成千上萬的勞工繼續上班,直到3月23日才全面停工。

代表500名染疫身亡者親屬向政府提出民事訴訟的律師羅卡笛(Consuelo Locati)說,「一切都太遲了,政府的反應遠遠落在病毒之後。即使在3月5日真的把阿爾札諾鎮和連博諾鎮劃為紅區,也太遲了。不只得病,許多人在垂死掙扎,來不及到醫院就死去。」

臨床道德指引考驗醫護和家屬:「我後悔,也許不該把他們送進醫院」

病患排山倒海而來,加護病床不夠、呼吸器不足、氧氣筒不敷使用,醫護人員疲於奔命。義大利麻醉與重症醫學會(Società Italiana di Anestesia Analgesia Rianimazione e Terapia Intensiva, SIAARTI)在3月6日發表一份建議書,指出COVID-19疫情造成既有資源與需求極端不均衡,必須建立使用加護醫療資源的規則,也就是搶救病患與否的抉擇標準。

建議書指出,「在必要的時候,可以規定進入加護病房的病患年齡,把資源留給最有希望存活,以及平均餘命較長的患者。」這項建議引發激烈的討論,在「資源效益最大化」的理性分析下,以搶救最多病患為考量,卻是對老弱者的殘忍。倫巴底政府在3月30日要求養老院若發現75歲以上的長者COVID-19檢測結果為陽性,或有疑似症狀,「就地在養老院治療,不要送往醫院。」進一步剝奪長者就醫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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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公民訴訟、防疫計畫、檢討報告
卡希拉吉(Paolo Casiraghi)是參與民事訴訟的遺屬之一,他去年春天一個月內失去3位親人。(攝影/鄭傑憶)

卡希拉吉(Paolo Casiraghi)是參與民事訴訟的遺屬之一,他去年春天一個月內失去3位親人:岳父、岳母與爸爸;他的妻子是獨生女,一下子從父母呵護的掌上明珠成為孤女。岳父發病兩週、兩次在家昏厥後,才被送進醫院。卡希拉吉說,「前兩次救護車來了,但建議我們讓岳父在家治療,因為醫院人滿為患。最後一次,等了三個多小時,救護車才來。」岳父入院後,岳母隨即發病,也接著入院,「我們希望送進同一家醫院,但貝加莫病床全滿了,最後她被送到米蘭的醫院。」

岳父與岳母在一週內相繼離世,不到一個月後,卡希拉吉的父親也命喪COVID-19。身為一家之主,他不曾對妻子、兒子透露心中的懊悔,但擔任跨國公司業務經理的他經常在高速公路上南北奔波,有時悲從中來,「我停在路肩,自己一個人哭一哭。我後悔,也許不該把他們送進醫院,也許家裡該準備好血氧機,也許我該堅持要醫生開消炎藥而不是退燒藥。」

倫巴底失衡的健保改革,基層醫療被疫情海嘯沖潰

倫巴底大區是義大利最富裕的區域,為何淪落到醫療資源匱乏,迫使家人、醫護人員必須面對艱難的倫理抉擇?

歐債危機在2011年波及義大利,中央政府債台高築,被迫推行撙節政策,在過去10年大砍370億歐元的健保資金。當其他大區的健保資源日漸緊縮,倫巴底大區的醫療經費逆勢成長了11%,然而資金集中在綜合醫院以及追求卓越的頂尖醫療。倫巴底大區在1985年率先成立的預防醫學部門曾經是全國典範,可是近年來不只縮編一半,負責分析的實驗室也從15家驟降到只有3家。

為人詬病的還有,倫巴底大區把大筆的健保資金挹注在私立醫療機構。貝加莫醫師協會主席馬里諾尼(Guido Marinoni)也是全國醫師協會委員、中央衛生部與大區衛福局的顧問,他同意倫巴底近年來的確偏愛私立醫院,但問題不在於產權私有,而是大區政府無心管理,甚至屈從於醫療資本家的遊說,「舉例來說,允許私人院所經營高利潤的心血管科,卻沒有要求他們承擔利潤微薄的老人臨終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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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公民訴訟、防疫計畫、檢討報告
貝加莫醫師協會主席馬里諾尼(Guido Marinoni)認為,一些大區的醫療體系比倫巴底更脆弱,但倫巴底的軟肋在於社區基層醫療瓦解,收入比不上其他專科的家庭醫師更出現世代交接斷層,而一名家庭醫師要負責上千名病患。(攝影/鄭傑憶)
擔任家庭醫師
許多歐美國家制度裡,民眾都先由受過全科訓練的家庭醫師看診。在義大利取得健保資格後,可由健保公司提供之在地家庭醫師名單中選擇家庭醫師,有未成年孩童的家庭同時需為孩子選擇兒科醫師。需親自前往所選的家庭醫師診所報到,並提供相關資料建檔後,任何疾病若需使用健保就醫者,皆需先前往家庭醫師或兒科醫師診所看診,家庭醫師會進行初步檢查,並開立處方供民眾購買藥品或醫療衛材;如遇需進一步檢查之病症,亦由家庭醫師開立檢驗單至醫院預約檢查時段;當需由專科醫師看診之病症,亦需由家庭醫師開立轉診單後,憑單至醫院預約掛號。
40多年的馬里諾尼認為,一些大區的醫療體系比倫巴底更脆弱,但倫巴底的軟肋在於社區基層醫療瓦解,收入比不上其他專科的家庭醫師更出現世代交接斷層,而一名家庭醫師要負責上千名病患。2015年極右派聯盟黨(Lega)推動的大區健保改革弱化了家庭醫師體系,馬里諾尼說,「簽約的主管機關是省健保局,但看診等日常的安排在地方衛生單位,猶如頭和腳分屬不同部門,遇上緊急狀態很難協調。」當疫情的海嘯來襲,就像1963年發生在義大利東北部的法永特大壩(Grande Vajont)悲劇,滑落的山體捲起6、7公尺高的巨浪,水庫外溢氾濫,下游村落上千人喪生,但大壩屹立不搖。倫巴底的私立醫院像是工藝先進的大壩,在疫情中穩如泰山,但基層醫療崩潰。

家庭醫師不屬於公務員體系,危急時刻一切靠自己。最讓他們心寒的是,中央政府、大區政府沒幫忙張羅口罩、手套等防護器材,當他們透過關係從中國搶購到口罩時,到了義大利海關卻被中央政府攔截。馬里諾尼表示,「他們說,全部由民防部統籌分配,但分給了醫院、急救人員、警察,沒有給家庭醫師。」家庭醫師赤手空拳上戰場,讓自己暴露在風險中,也成為傳播者,光是貝加莫省有21位家庭醫生病逝,四分之一染疫,包括馬里諾尼。然而,省健保局對第一線戰士的犧牲沒有絲毫哀悼,還曾經考慮控告家庭醫師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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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公民訴訟、防疫計畫、檢討報告
阿爾札諾醫院院長馬竹里(Giuseppe Marzulli)認為,公、私立醫院之爭是意識形態的政治論辯,並非倫巴底醫療體系在疫情下潰不成軍的主要病灶。(攝影/鄭傑憶)

阿爾札諾醫院院長馬竹里(Giuseppe Marzulli)認為,公、私立醫院之爭是意識形態的政治論辯,並非倫巴底醫療體系在疫情下潰不成軍的主要病灶,他說,「身為公立醫院院長,我樂見大區政府提供了醫療機構更多資源,但作為預防醫學基礎的家庭醫師體系卻像灰姑娘,預算捉襟見肘。」更嚴重的是,2015年的大區健保改革肢解了組織,預防醫學組在健保局,但人力分散在各地的地方衛生單位。「彷彿將軍與士兵分屬不同部隊,將軍沒有直屬的士兵,COVID-19疫情猶如戰爭,但將軍下了指令,沒有士兵可以調度、執行。」

貝加莫省健保局長在去年4月染疫後陣前換將,疫情肆虐下,分崩離析的基層醫療摧枯拉朽,紊亂的指示讓醫護人員和平民百姓都無所適從。幾位受訪的醫師也自我檢討,義大利數十年來沒有傳染病大流行,讓他們低估了COVID-19的威脅。雷穆齊表示,雖然中國政府的疫情資訊不夠透明,但醫學期刊《刺胳針》(Lancet)在2020年1月24日刊出中國研究人員的論文,描述COVID-19的症狀、病情惡化後的高致死率等,「但西方的醫學界,包括我,都因為西方的自負而輕忽了這份研究,如果我們當時馬上著手準備,不致於在疫情爆發時手忙腳亂。」

撥打緊急專線卻錯失搶救時機,「我不知道,那時父親已呼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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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公民訴訟、防疫計畫、檢討報告
麵包師傅馬佐拉(Salvatore Mazzola)是另一位參與民事訴訟的遺屬,說起父親的死,一切依稀歷歷在目,日期、病況他記得一清二楚。(攝影/鄭傑憶)

麵包師傅馬佐拉(Salvatore Mazzola)是另一位參與民事訴訟的遺屬,他有著西西里人的濃密眉毛和黑眼珠,戴著無框眼鏡,一派斯文更像個小學老師。說起父親的死,一切依稀歷歷在目,日期、病況他記得一清二楚。馬佐拉在疫情震央──連博諾小鎮經營麵包店,去年2月中,先是兩個年幼的小孩咳嗽不止,後來輪到他的太太和媽媽咳嗽、失去味覺和嗅覺。小孩、太太與媽媽復原後,馬佐拉的父親朱賽佩在3月9日開始發燒、腹瀉,連吃一週的退燒藥仍無濟於事。3月17日,義大利全國封鎖中,倫巴底的醫療體系搖搖欲墜,規定有任何症狀必須先打緊急專線,不要直接就醫。守法的馬佐拉撥了112緊急專線,一名帶有東歐口音的女性問他患者的呼吸狀態。父親猶豫片刻後,跟馬佐拉說,「總而言之,還行。」轉告完這句話後,接線員說,「明天我們看看要不要派人過去。」

沒有任何醫師來看80歲的朱賽佩,3月29日,病情直轉急下,馬佐拉再次撥了112。這次接線員說,必須知道朱賽佩的血氧指數,但「我連血氧機是什麼都不知道,」馬佐拉跑了幾家藥房都買不到血氧機,最後由一位朋友提供。他含淚飆車回家,把血氧機套上父親的指頭,跳出數字:35。他又撥了112專線,接線員難以置信,「不可能,低到35已經死了。」一番折騰後,把血氧機套上父親耳垂時,電話的另一端聽見朱賽佩上氣不接下氣的喘息,立馬決定派出救護車。儘管救護車在10分鐘後火速抵達,還是太遲了。病毒已經侵襲朱賽佩的肺、腎和四肢,氣若游絲全身痛楚,入院3天後離世。

馬佐拉重複了幾次「總而言之,還行」後,深深吸口氣,像是要把這句話吞回去,改變父親生命的結局。倫巴底模式削弱了基層醫療的功能,疫情來勢洶洶時,平民只好上陣充當醫師。「我懂做麵包,但我不懂怎麼怎診斷。我不知道,那時候父親的呼吸已經相當困難,但他是體育老師,懂得調整呼吸,靠著稀薄的氧氣硬撐。」他相信,如果政府做好防疫規劃讓患者及早就醫,向來強健的父親不會死。

中央自評「滿分」的防疫計畫,其實14年未更新

十幾年來,全球化加速跨國的人流與物流,大流行疫病一旦發生,襲擊的速度與規模勢必更加駭人,但義大利的防疫計畫停留在2006年。

曾擔任義大利國防部災害應變措施負責人的退役將軍盧內里(Pier Paolo Lunelli)去年8月接受COVID-19遺屬委託,分析了第一波疫情資料,認為如果義大利遵循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規範準備防疫計畫,許多人不致於走上黃泉路,至少可減少約三分之一的死亡人數;也就是說,(2020年8月時)犧牲的人數可從35,000人降到25,000人。

68歲的盧內里說起話來仍中氣十足,直言不諱地指出義大利政府面對全球大流行的傳染病壓根沒準備好。SARS在2003年拉起警報後,WHO在2005年通過新版「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並在2007年生效,要求成員國在2012年前提交疫情防治計畫,因為全球大流行並非「會不會」發生的問題,而是「何時」會發生。

義大利並未依照2007年生效的「國際衛生條例」更新。歐洲議會在2013年通過決議,要求成員國必須定期更新防疫計畫並提交自我評估報告,義大利還是無動於衷。盧內里說,「COVID-19在2020年來襲,我們的政府像是沒念書的學生突然上考場,交了白卷,」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義大利政府在自我評估報告胡亂吹噓,「總共有8大關鍵能力,在154道問題裡我們總是給自己打高分,成績名列前茅。」

2019年,在自我評估報告的實驗室網絡執行能力一項,義大利給自己打了100分的滿分;相較之下,德國謙虛地打了73分。2020年第一波COVID-19疫情爆發時,全國人口6千萬的義大利只有31家經過驗證的實驗室可以分析檢驗結果,人口8千萬的德國則有262家。2020年3月初,義大利每週的檢測量不到3萬,遠遠落後德國的12萬;直到4月中,義大利才逐步趕上,但疫情已經是脫韁野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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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公民訴訟、防疫計畫、檢討報告
COVID-19疫情期間,義大利街道上貼滿訃聞的布告欄。(攝影/鄭傑憶)

關於控制與預防傳染病的能力,義大利一樣大言不慚給自己打了滿分──去年2月初,中國的疫情震驚世界,當WHO詢問各國應對公共醫療緊急狀態的能力如何時,義大利政府依然執迷不悟,給自己打了5分的最高分。接踵而來的殘酷真相是,醫院在2月底才收到儲備口罩等防護器材的指令,但疫情已爆發,有錢也買不到。

倫巴底政府還反其道而行,加速病毒傳播,在醫院病床滿載之際,要求養老院收治COVID-19病情穩定但尚未完全轉陰的病人,彷彿是把孱弱的養老院長者送入病毒的虎口。根據義大利國家衛生研究院(ISS)統計,2020年2月到4月中,養老院的4成死者染上了COVID-19,由於半數的養老院沒有足夠的檢驗試劑,死於COVID-19的人數很可能低估。

盧內里解釋,防疫計畫並非萬靈丹,像是美國與英國的計畫全球首屈一指,但政治人物的傲慢錯失了施行的良機;即使是防疫模範生德國,也遭到第二波疫情的逆襲。他說,「但有計畫的國家,彌補缺失時有藍圖可以依循,不用從頭摸索。在歐洲國家裡,防疫計畫同樣多年未更新的西班牙和比利時死亡率偏高,並非偶然。」

義大利政府在2020年2月臨時拼湊了一份防疫計畫,但不敢公諸於世,在多方施壓下才公開。羅卡笛解釋,「公開了,就證明了在這之前他們沒有防疫計畫,而且這份計畫需要3到4個月的時間才可能執行,但疫情已經爆發了。到了秋天,這份計畫仍無法遏制第二波疫情,因為內容粗製濫造,根本無法落實。」

早在2009年,俗稱豬流感的A型(H1N1)流感爆發時,倫巴底大區的防疫體系便露出破綻。事後一份檢討報告羅列諸多缺失,包括無法掌控感染和死者的統計數據、醫院與家庭醫師之間缺少協調,缺少防疫計畫的養老院是極脆弱的環節。10年倏忽而過,沒人補破洞,讓COVID-19長驅直入。

檢討義大利的防疫報告遭下架,WHO獨立性再受質疑

潮水退了,裸泳的義大利防疫體系再也遮掩不住。WHO在2020年5月13日傍晚發布〈史無前例的挑戰:義大利對COVID-19的第一反應〉(A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Italy’s first response to Covid-19)報告,指出:

「中國傳出疫情的消息後,義大利面對流行疾病並非全無準備。在SARS疫情後,義大利衛生部與大區政府在2006年通過了疫情的準備與應對計畫,2017年再度確認這份報告。」報告的語鋒一轉,「然而,這些計畫理論勝過實作,投資屈指可數,缺少轉換為實際措施的企圖。」

WHO的威尼斯辦公室前主任贊朋(Francesco Zambon)在2020年3月接下撰寫報告的任務,詳實記錄義大利的有效措施,以及犯下的錯誤,好讓別的國家迎戰這前所未見的病毒時,不用重蹈覆轍,「像是義大利給世界的一份遺產,搶救世界其他角落的生命,讓犧牲者不是白白犧牲。」

贊朋有雙細長的手,說起話來有些靦腆但意志堅定。他在威尼斯拿到鋼琴演奏學位後,決定念醫,念完醫學院後,攻讀公共衛生博士,然後又到美國念了一個MBA。進入WHO是他理想中的工作,讓義大利的血淚經驗幫其他國家做好防疫準備,完全呼應他捍衛全球人民健康的理念。然而,這份他和同事快馬加鞭完成的報告只有20小時的生命,5月14日中午旋即被撤下。義大利媒體一度歸咎中國的黑手讓這份報告「被消失」。但贊朋澄清,報告裡有關COVID-19在中國爆發的時序與WHO的最新資訊不吻合,WHO的北京辦公室要求更正,但調整後問題解決,「問題在於義大利,被衛生部徵召回國應對疫情的WHO助理祕書長貴拉(Ranieri Guerra),攔下了這份報告。」

貴拉剛看到這份搭配著精美照片的報告初稿時,還稱許是部傑作,但兩小時後,贊朋收到貴拉的訊息,要求在描述疫情計畫的段落加上「並在2017年更新」。贊朋斷然拒絕,因為2017年的疫情計畫一字不漏、一個標點也不差複製了2006年的疫情計畫,最後他妥協寫上在2017年「再度確認」(reconfirmed)的字眼,表示兩份計畫一模一樣,但經過重新審閱。貴拉仍不滿意,在一則給友人的簡訊透露,已經知會WHO祕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要讓這份報告胎死腹中。

貴拉無所不用其極扼殺這份報告,因為他在2014到2017年間是義大利衛生部疾病預防署署長,而這段期間理應依循WHO與歐盟規範提交防疫計畫與自我評估報告。贊朋直指要害,「他在義大利與WHO同時擔任的角色,顯然有利益衝突。罔顧報告發布前的層層把關與核可,一人就可以隻手遮天,說明了WHO的獨立性蕩然無存。」

如果義大利政府可以讓WHO撤下報告,可以推想中國的影響力。贊朋說,「WHO無法保持獨立性,調查小組很難在中國找出病毒的起源,就像調查小組的成員包括了與武漢病毒研究所密切合作、擔任美國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主席的達薩克(Peter Daszak),這也是昭然若揭的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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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公民訴訟、防疫計畫、檢討報告
倫巴底區貝加莫省的小鎮連博諾遭疫情嚴重襲擊,居民掛起打氣旗幟。(攝影/鄭傑憶)

WHO也缺少透明度,例如台灣在2019年12月31日去函指出,儘管中國政府否認武漢的非典型肺炎是SARS,但病人是隔離接受治療,懷疑有人傳人的可能性,但這份警告石沉大海。「不能因為台灣不是會員國就忽視警訊,」贊朋以一個極端的例子做解說,「如果我們發現,從月球回來的太空人帶回致命的病毒,難道我們要因為月球不是WHO的會員,就坐視不管?」

WHO的「命名學」也沾染上政治色彩,由於和2003年爆發的SARS雷同,在2019年底出現的非典型肺炎病毒的正式名稱為SARS-CoV-2,然而,這個病毒所引發的疾病經過一番爭辯後,被稱為COVID-19。贊朋表示,「若稱為SARS-2,難免讓人聯想起源都在中國。不過,這個名字也讓大家很容易明白,這個疾病猶如SARS,不會以為這是普通的流感。」

貝加莫檢察官注意到有關WHO的爭議,傳喚贊朋作證,但WHO為了「保護」他,告知他享有外交豁免權,毋需理會檢察官。但贊朋不想要「保護」,他不顧WHO的警告,逕行與檢察官聯繫,在長達5小時的問訊和盤托出他所知的內幕,「他們非常專業,讓我以身為義大利人為傲,對義大利的司法體系感到驕傲。」但就像阿爾札諾醫院的院長馬竹里,「吹哨者」贊朋的處境愈來愈尷尬,今年3月離開了他熱愛的WHO工作

無懼國會決議限制調查,遺屬誓言要把真相帶進法庭

一肩扛起500多人訴訟案的律師羅卡笛同樣對義大利的司法體系有信心,他們的官司與貝加莫檢察官的調查平行前進,鍥而不捨讓光一點一點照亮決策的黑箱。和其他的受訪者一樣,羅卡笛認為,許多國家的疫情也相當嚴重,但其他政府或國際組織的疏失,不能掩飾義大利曾犯下的錯誤,不找出錯誤,無法避免重蹈覆轍。

然而,犯錯的政治人物百般阻撓。7月8日羅馬地方法院首次開庭後,對防疫政策爾虞我詐的各黨派在國會的疫情調查委員會達成共識,決議調查僅限於2020年1月30日之前──換句話說,只調查疫情在義大利爆發之前。眼看跨左右黨派沆瀣一氣,COVID-19遺屬立刻舉辦了抗議活動,一整個早上羅卡笛踩著三吋高跟鞋接受採訪,耐心陳述他們的不滿。

抗議活動的兩天後,我和羅卡笛在她家的院子見面。打完一場又一場的硬仗後,她難掩倦容,也難得穿了一雙平底鞋與休閒寬鬆的裙子,彷彿暫時卸下戰靴與盔甲。面對四面八方的壓力,她堅定不移,「政治人物不分黨派阻礙疫情調查,剛好讓大家看到他們同流合汙的荒唐醜態,也更加印證我們的主張:太多人在遮掩真相。」

8月的陽光照得人懶洋洋,許多義大利人度假去,在疫苗加持下,大家迫不及待要把病毒拋諸腦後,但在翻開新頁前,羅卡笛要把COVID-19受難者的故事在歷史上留下一頁,不容抹煞扭曲。羅馬地方法院首次開庭的結果提振了她的士氣,法官駁回所有政府律師團的抗辯,「政府無法繼續在程序上打轉,明年(2022)3月31日下次開庭就是實質的審理,」羅卡笛的棕紅眼睛閃著光,「正如我的意,直球對決讓證據說話,真理是站在我們這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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