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異常的暖冬中行走，不一會兒就熱氣蒸騰，必須取下圍巾。

晝夜兼程的趙威翔坐在巴黎的老公寓裡低頭剝著橘子，一顆接著一顆，這可能是兩週來第200多顆。似已成機械動作──指尖得出點蠻力，才能掰開薄韌的果皮、把一瓣瓣比拇指指節要小的果肉扔進嘴裡，吞取汁液。「吃一點？」他遞給其餘的台灣青年。

在終日忙碌過後，屋裡有些人正溫習「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1次締約國大會（COP21）」議程，有些製作示威行動的道具，有些追蹤當日談判進展，有些排練英文演說的講稿，有些則忽冷忽熱地感冒著。趙威翔是7名台灣青年的團長，藉著前一年參加祕魯利馬COP20的經驗，引導團員走入國際場域。沙啞的聲線、皺揉成團的衛生紙、埋首筆電螢幕光線裡的專注面容，是餐桌常見即景。大夥都明白，無論如何，必須緊盯著年終的last chance。

回顧2015年──人類有紀錄以來最炎熱的一年──被譽為「改變人類歷史」的巴黎高峰會，腦海不禁勾起藝術家艾薩克（Isaac Cordal）曾驚動法國南特（Nante）的「坐等氣候變遷」塑像：幾位西裝筆挺、眼神渙散的男士，在布列塔尼公爵護城河裡載浮載沉，扶著泳圈或盯著公事包漂浮發楞，預言一般。 

這年春天，以同樣力道衝擊街頭的裝置藝術，散佈巴黎街頭──水溝、牆角、汙油裡、沈船中，人們陷入生態凋謝的愁雲慘霧。該組作品有個嘲諷的名字：「跟著領袖走。」

超過190國領袖趕赴巴黎，為COP21絞盡腦汁，要將工業革命以來的地球升溫控制在2℃內。以往總在最後一週才現身的各國元首，這回罕見地出席了COP開幕式。歐蘭德、歐巴馬、習近平等人更振臂一呼，宣示調適氣候變遷的決心、貧富一條心的胸懷。

然而，談判場內氣氛完全迥異。為了將54頁肥厚的德班平台（ADP）協議草稿瘦身一半，這場世紀會談，在表面14天的議事、敲槌背後，不是北極熊、氣候難民、愛與和平等語言，而是全球4萬多名談判代表一連串艱辛的政治斡旋。

縱使法國有史以來最嚴重恐怖攻擊仍歷歷如昨，自從COP21大會主席、法國外交部長法畢斯（ Laurent Fabius）硬著頭皮宣布：「COP必須正常舉辦」的那刻起，氣候變遷的談判已注定飛速向前、不許回頭。各國都想催生早該接替1997年《京都議定書》、恍若人類新靈藥的文件，見證它呱呱墜地。

《巴黎協議》搭配各國自行提交的「INDC（國家自主減排貢獻）」，擘畫未來至少15年減排目標。談判代表們在無數個挑燈夜戰的日子裡角力，遠眺未來數十年，談著自身大多已垂垂老矣的未來。

因此，聯合國闢渠道，開放年輕世代從事部分與談判代表平等的權益；不少國家更將青澀但煥發的新面孔納入國家代表團，全力支持。趙威翔等一行人，也在台灣地位游移國際邊陲、搔不著COP癢處的窘境下，試著透過以上渠道突破限制，懷著培訓半年的一身養分，積極參與COP21。

然而，在台灣準備期間的他們，並不知直到人在巴黎的此時，仍遭逢政府拒援、自籌資金也尚未達標的困局。此時的他們，也依舊不知，未來幾日最折騰人的並非連日奔波的勞累，而是，即將眼睜睜看著部分官員在國內宣稱的國際交流成果背後，如何原形畢露；即將在家鄉的外交晚宴中慘遭閉門羹，受困於漫天飛舞的政治動作間進退維谷；即將看著角落的台灣，各種赤裸的、鮮有人知的小動作。

政治場內，最難解的僵局，總是一系列氣候調適措施背後資金哪來？如何分配？

綜觀全世界碳排放量，最大量的前20國佔75％、最少量的100國加總卻不到3%，因此很難要求所有國家平攤責任。《京都議定書》遺留「共同但有差異的責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CBDR）的原則，但也遺留下永無休止的爭執。小國不服責任均攤，大國不願將歷史責任稱為「賠償」。

對關注氣候變遷者來說，最難解的困局，則是《巴黎協議》就算通過，實質約束力又如何？

實質約束力，是否等同法律強制性？18年前《京都議定書》失敗的教訓之一，就是讓全世界醒覺：在幾乎等同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裡，由上而下的政策縱使強制性高，一旦不願配合者反抗到底，就永遠不必承擔責任。

因此，這次《巴黎協議》做了大膽嘗試，改邀請各國由下至上、以INDC積極提出作為。同時，將文件及談判過程盡可能透明，國與國之間坦誠相見，讓國際壓力成為一股無形的驅策力。

雖然文件無法遞交聯合國，台灣也提出了一份自己的INDC，宣誓要為地球盡力。

假若犧牲一點點法律拘束力，能換來更多國家的參與意願，那麼COP21最大的挑戰，便是如何成功在兩者消長的關係中取得平衡。換句話說，這是一場以誘因取代懲罰，且樂觀相信國際社會仍有正向羈絆、羞恥心、並願意一同守護共識的協商。 

跌破許多人眼鏡的是，有超過150個國家，願意自動自發、抱著INDC飛往巴黎。在《巴黎協議》尚未涵蓋期限、變幻莫測的未來裡，明日的人們將要記得這一段：2015年底COP21開幕前，人類曾經譜過浪漫美好的序章。

不過，在這個起始點，細讀各國的INDC內容，便可發現魔鬼藏在細節裡。減排目標中採用不同GDP、人口、年分等尺度，政治談判場上各國為求自保而循循善誘、尋求妥協的作為、不時的刀光劍影，依舊考驗著彼此的決心。 

「COP是一場政治協商」，連續11年親赴COP的台大政治系副教授林子倫在出發前就點出。不僅國際壓力，國內壓力也需要更具創舉的法律形式才能聰明解套。譬如，協議是否能產生特殊法律形式，好讓歐巴馬將協議帶回美國後，不受共和黨把持的國會掣肘？

「沒有辦法接受協議結果！控制升溫必須在1.5℃內。」去年7月，台灣青年氣候聯盟（TWYCC）舉辦的一場COP模擬會議中，扮演脆弱小島國的青年激昂呼喊，卻難以施壓。「我們在成果方面領先群雄，也樂意持續做得更好哦。」扮演歐盟國的青年一派不可一世的優等生姿態、悠悠說道，卻不願承諾提供技術或資金。「我們很願意投入更多，但一定要金援我們啊，不然，我們也沒有法子。」扮演中國為首的開發中國家以一貫腔調，堅持其弱勢地位。「全世界該一視同仁，共攤減碳責任。」扮演美國的青年亦僵持不下。

台灣南、北部兩場模擬會議的所有人都入戲了，然而反覆搏鬥後，仍難取得共識。最後北部場以各集團堅持己見、談判破局收場。南部場則在後半部產生戲劇性變化：由尖銳的勾心鬥角，轉為開放式辯論，歐盟態度突然軟化、承諾氣候資金，各集團也紛紛調整底線、釋出善意，一時所有集團產生正向的漣漪。

然而，現實狀況遠比想像複雜。來到11月的COP21，主辦國法國正值地方大選，處於民意忽左忽右（翼）的波動態勢中，氣候變遷的討論範疇更擴及極端主義。一場源自對地球的愛護、關心物種存亡的COP21會議，肩負了環境、民族、性別、經濟、糧食等更多樣化的政治使命，使一切更多元、卻也更形艱鉅。

COP主會場螢幕另一端，如見一艘締約的船。船上柔和但堅定的談判語言、洗練的政治試探、優雅的協商手腕一向離台灣遙遠。在詭譎的政治場內，能否同舟共濟？船內船外，有些國家興風作浪、有些國家推波助瀾、有些國家劃清界線、有些國家載浮載沉。

政治場外，一波波草根的抗議行動方興未艾。

其實，非國家角色的爆發力，總是令人驚嘆連連，撞擊出驚喜的創意及靈感。企業、地方政府、公民團體除靜態佈展，亦組織示威遊行，加強外部壓力。本屆COP落腳公民運動早熟的巴黎，更令人磨拳擦掌。

10年前，巴黎就有反氣候變遷團體「窩囊（Les Dégonflés）」組織快閃行動，不惜戳破叱吒大街小巷的運動休旅車（SUV）輪胎，抗議高排碳量；連時任巴黎副市長、長期關注環境議題的包平（Denis Baupin）也高喊：「巴黎不需要SUV」。戳輪胎運動一如瘟疫，蔓延到比利時、英國、瑞典等國，讓車主叫苦連天。

巴黎恐攻後，歐蘭德為加強維安禁止了一切示威遊行──令人想起6年前舉辦COP15時丹麥政府祭出37個大型金屬籠、逮捕1,000多名示威者的陰影──公民團體縱使憤怒，各自仍試著在這樣的轉捩點、在國家的庇蔭或巨爪間、在與政府的競合與角力間，努力發出一些聲音。

在氣候變遷與政治斡旋的泥淖中，該期待什麼？遲至11月，全世界仍焦急揣測會議兩周錯綜複雜的流程、運行方向。

COP21，便自手足無措的混亂中展開序幕。曾為美國副總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相》主角的高爾（Al Gore）來到現場，重申：「政治決心，本身就是一份可再生資源。」

在如此歷史時刻，台灣的角色在哪裡？

台灣LED、太陽光電、風力發電等綠能科技傲視全球，然而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EA）2015年公布的2013年統計數據顯示，台灣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達2億4,870噸，位居全球第22名，人均排放量10.63噸，更躋身全球第20名。

小小島國人口僅占全球0.3%，排碳量卻占全球1%。

縱然環保署響應COP21、提出INDC，目標將15年後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降至10年前水準，並再下調20％，然而，由於台灣並非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締約國，這份文件並無實質約束力；再仔細看，這份INDC內容牽涉能源、工業、住宅、農業等不同行政職掌，在各部會達成共識前，環保署再如何煞費苦心，也無法獨力完成減碳目標。

一紙宣稱與國際同步的6頁台灣INDC，銳氣不言自挫。環保署雖已登高一呼、對國際展現決心，但是面對國內，卻表示「我們得積極（和各部會）協調」。

12月8日，德國看守（Germanwatch）在COP21會場發表《2016年氣候變遷表現指數》（The 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 2016），台灣排名第52（前三名從缺），屬最低等級「極糟」。

「我國自西元1971年退出聯合國後失去代表權，許多國際資訊未能公平反映我國實際努力成效⋯⋯」環保署在國內緊急召開記者會，如此表示。親赴巴黎的署長魏國彥，更相約德國看守人員，親口描述台灣7月已上路《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又做了INDC，希望來年成績更好。 

面對飽受爭議的「共同但有差異的責任」原則，魏國彥在接受歐盟媒體（EurActiv）專訪時，針對這項原則提出了新的概念：「共同但有差異、『且具包容性』的責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and inclusive responsibilities）。

訪談中，魏國彥更不忘強調台灣在參與國際事務時所面臨的困境，「我們連COP的觀察員身分都沒有。在一個中國政策下，中國取代了台灣在聯合國的地位。」

這屆台灣政府派出約50人代表團前往巴黎，一如往常被拒於主會場外，多數時間蒐集大會資訊、與邦交國進行雙邊會談。台灣在國際上的特殊處境，導致既無權利也無義務於全球氣候變遷中盡一份心力，多少削弱自我約束的意願，也影響國內的危機意識、民眾價值取向及共鳴程度。

國際環境組織350.org東亞組織協調員張良伊抒發無奈：「有次攝影，記者叫我拿環保筷入鏡，」他說，當國際已致力於節能減碳外更廣袤的氣候議題，譬如水資源、土地調適時，部份台灣人仍以為氣候變遷等於垃圾分類、北極熊。

林子倫則指出，許多民調顯示台灣民眾對氣候變遷一詞的危機認知高達8成以上，優於世界平均：「像美國才5～6成！」然而，一旦被問及是否為了遏止氣候變遷，願意調整生活習慣或付出經濟代價，同意率卻大打折扣。

不過，在COP聳立的高牆外，仍有台灣企業及民間組織，試圖自牆中尋找縫隙、鑽進交流蓬勃的聯合國場域──第一道牆是進入主會場，第二道是進入談判區，與國際人士串聯、發出島嶼聲音、試圖影響決策，並回頭策勵早已柔腸寸斷的家鄉。

第一道牆，企業、民間組織或一些關心氣候的個人，透過聯合國認可的非政府組織協助，以「觀察員」身份突破。穿破那一道連台灣媒體都受困於國籍問題而無法突破的牆之後，他們從科技、原住民、婦女等議題著手，除設立攤位、舉辦周邊會議之外，並積極書寫報導、拍攝紀錄片，將珍貴的訊息及素材傳回台灣。為趕赴分散在各地舉辦的會議、演說，舟車勞頓是家常便飯。

至於第二道牆呢？連一般觀察員身分都無緣的專家會議、非公開會議，有真正的談判、立場的折衝。台灣人想近距離觀察，只有艱辛、羞辱或放棄。「我趁一大清早，躲在角落等，」一位曾試著偷偷進入國際談判的專家回憶：「距離開會還有好幾個小時，如果幸運，警衛就不會清場。」

另外還有一種角色，也正辛苦鑽過第二道牆，藉由非政府組織及聯合國的協助，試圖干預、甚至影響決策──青年。

近年，青年角色在國際屢獲重視。國際談判桌上的所有決議，未來世代將首當其衝承受這些決議的後果，因此各國年輕人無不積極投入及監督。12月10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UN Security Council）甚至全體通過歷史性的2250號決議，認定18～29歲青年能作為弭平國際暴力的關鍵要角，並催促成員國提升青年的政治決策權。

「這個議題將在你們的未來、及後代的人生中，佔據越來越多的篇幅。」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於氣候變遷會議前，特地與青年代表們視訊，呼籲年輕人勇於挑戰領導者、學者與同儕，扮演COP要角。

遑論台灣在國際上遭邊緣化的命運，TWYCC成員自2009年參與COP會議起，即陸續以個人身份，投身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認可的國際青年非政府組織「YOUNGO」，進行串聯、行動宣示及遊說，甚至穿過第二道牆，進入談判代表所在的會議現場，進行政策提案及干預（intervention）。

2009年起，YOUNGO透過兩位志願性質的青年代表，與聯合國直接互動。

2010年墨西哥坎昆COP16會議，台灣青年擔任亞洲區青年會議主席。

2012年卡達杜哈COP18，台灣青年受邀於聯合國官方記者會發言，分享莫拉克風災經驗及氣候變遷下的調適作為。 

2012～2013年，台灣青年更當選為YOUNGO青年聯繫代表，肩擔與國際權力核心對口的重責大任，統合各國非政府組織氣候行動、並與聯合國直接對話。 

2013年波蘭華沙COP19，台灣青年在大會開幕式中代表YOUNGO，呼籲各國重視氣候變遷的資金分配、進行政策干預；同年，更與國際青年於現場發起抗議，遊說各國談判代表重視氣候變遷的跨世代衡平、正義。終於，成功促使「未來世代」的概念被寫入大會決議文中。

YOUNGO中沒有管理階級，強調平等、透明性和強烈自主性，將點對點的碰撞延伸成天羅地網，形成浩瀚的人脈網、快速的資訊交流。台灣青年珍惜難得可貴的小型聯合國氛圍，每天蠟燭兩頭燒地忙著，在國際交流中貢獻心力，再回住處和台灣夥伴聚首、討論。

COP21期間，TWYCC的團員常是天未亮就起床，徹夜討論到凌晨，才甘心就寢。

「英國青年氣候聯盟的酷哥跟YMCA團長，都有把煤礦場關掉的經驗，很值得認識。後者還為了要持續關廠，特地休學。」某個夜晚的餐桌，趙威翔邊剝著橘子、邊隨口分享。 

國際青年的行動爆發力，帶給台灣青年劇烈的衝擊，還有遙遠的沉思。 

那是一次次抵抗英國化石燃料汙染的抗爭。嚴寒的冬季，示威者翻入英格蘭最大的露天礦場，將自己綁在開挖機上，力圖停擺一整天的工地作業。警方到達現場時，示威者一個個把手臂套入水泥管、連在一起、仰躺於地。 

2012年，以行動爆發力著稱的澳洲青年氣候聯盟（AYCC），在不斷以碳稅金政策說服政府、以廣告影片對民眾宣導後，終於成功逼使國家課徵碳稅、立法實施。澳洲成為全世界第一個課徵碳稅的國家，之後更引起荷蘭、瑞士等國仿效。 

然而，這一路走來也經歷不少顛簸。 

2012年COP18，阿帕都芮（Anjali Appadurai）由於前一年在COP17擔任青年代表時一席激勵人心的演說，被聯合國拒於場外。那場演說中，她痛斥：「你們用了我一生的時間在協商（You’ve been negotiating all my life.）。」

2014年，澳洲又廢除了實施2年多的碳稅制度。在消費者抗議支出增加後，澳洲成為第一個實施碳稅又反悔的國家。 

「我們還有多少時間（面對氣候變遷）？」6年以來，台灣青年看著國際波濤洶湧，深知光陰不待。一切也令人聯想起遙遠的家鄉。

「不要再只是『台灣，我們不缺席！』」早厭倦口號式陳腔濫調，張良伊點出：「我們得做更多。」 

2009年的哥本哈根，求救訊號聲聲。遭南太平洋災難摧毀家園、被迫遷離的島民不遠千里前往COP15，雙膝跪地，高喊「救救島國！」全場動容地想起海平面上升及氣候變遷的威脅，那刻，角落裡的張良伊目睹了一切，不免想起同為島國的台灣。

爾後他全心關注氣候議題、共同創辦TWYCC，進而加入350.org，這一切都始料未及。這次COP21，國際消息更新迅速的他，更成為台灣各企業與民間團體獲取最新資訊的重要媒介。

小島國家始終是氣候變遷首當其衝、卻在國際場域相對缺乏話語權的一群。不僅氣候暖化造成海平面上升、淹沒家園，極端氣候也導致天災、意外頻仍。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HCR）的調查顯示，過去6年來，全世界每年約有2,250萬人成為氣候難民。

為彌補COP談判弱勢，氣候災難首當其衝的小島國家、脆弱國家們戮力共心，組織如小島國家聯盟（AOSIS）、低度開發國家（LDCs）、氣候變遷脆弱國家論壇（CVF），強調各國應變災難能力的懸殊，並催生彌補損失及傷害之道。發展中國家如G77集團，也同仇敵愾地追究已發展國家的高排碳責任，維護自身經濟權益。

若氣候變遷加劇，地層下陷嚴重、國土千瘡百孔的台灣，以及諸多台灣的邦交國，都無法避免遭受衝擊。「小島國家總是COP中發聲最積極的一群」，趙威翔舉例，2013年，菲律賓慘烈受創於海燕颱風，國家代表團團長含淚宣布絕食，控訴全世界應對氣候變遷，竟是如此怠慢。

自2007年長期參與COP的中央大學營建管理研究所教授李河清分析，合縱連橫的氣候談判中，排碳量加總連全世界1%都不到的小島國家，卻面臨最嚴重的生存威脅、應變災害能力又最低。

這屆COP，「1.5℃」是許多小島、脆弱國家力爭壓縮氣候升溫的目標，標準嚴於2℃。吐瓦魯代表團帶著颶風侵襲家園的影片前往會場，總理索本嘉（Enele Sopoaga）痛陳，《巴黎協議》談判過程既龜速得令人痛苦，又不透明、缺乏正義。

這些垂危掙扎，同為小島的台灣應有共感。然而，台灣不屬於任何一個聯盟。

「台灣人擔心嗎？」在網路使用區，每每遇到各國媒體，常對我發出如此疑問。

在胼手胝足的準備後，TWYCC派出7名台灣青年，前往巴黎參與COP21。在台灣媒體與代表團抵達巴黎前，他們已辦妥當地手機，保持密切聯繫。

11月29日，全球串聯起氣候變遷大遊行，他們已經踩在巴黎街頭，見證了關注環境的民眾與法國政府對抗的快閃遊行、共和廣場的鞋海，以及節節升高的警民衝突與催淚瓦斯。

原來，早在COP21開幕前一週，他們就動身前往巴黎。首先參與COP21的前哨「青年氣候變遷大會」（COY11）3天的議程，作為暖身。 

在台灣受訓半年，這群平均年齡不到25歲的青年們，終於感到要上戰場。

11月26日清早，鬧鐘劃破尚未調勻時差的酣眠，7人自公寓裡的床鋪、沙發、地板醒來，輪流鑽進浴室刷牙、戴眼鏡。下樓梯時還你望我、我望你地呵欠連連，關上大門，一陣刺骨的晨風就冷颼颼驚醒眾人。轉身，頂著黑壓壓的天色走往地下鐵。

下過雨後的巴黎，一行人邊打哆嗦、邊喃喃：「忘了做點早餐出門。」猜想會場Parc des expositions（展覽中心）附近應鳥不生蛋，想填肚子價格也不斐吧。每個人仍在自墊旅費中度日，便不敢揮霍口袋。

還不知要到哪領交通票呢──報名COY據說有免費票。但巴黎這場COY太龐大、太亂，各國青年猜了好幾週，等到開幕這天仍杳無音訊，「法國人效率，」咕噥一下便吐了吐舌頭，決定且戰且走。只是巴黎如此大⋯⋯先隨意買張票，到地鐵北站碰碰運氣吧？

一面提防以扒手、搶匪著稱的北站人潮，一面閱讀資料。TWYCC其他剛下飛機的團員及老師也趕來了，與澳洲青年團代表Liz會合，但連等會兒要演講的Liz，也連繫不上主辦單位。大夥等到天空都成了魚肚白，才驚覺北站無法領票。只得先買一張，力求準時趕往會場。

COY入口處擺著幾列長桌，各國青年大排長龍。橡皮筋綁著一疊疊入場證，工作人員低頭翻找後，小心翼翼抽出一張又皺又翹的灰色紙卡，上頭用膠水黏附一張輕飄飄的白紙，印著青年姓名、組織；記者證以A4薄白紙裁成，工作人員親自提筆，遞出時還頻頻道歉。別針、封套或掛鍊得自備，其實除了入場出示給警衛，青年平時很少隨身掛著展示；反正對青年來說，實際交流互動才是重點。

COY現場工作人員，都是無薪志願的。會場充滿自發性味道，輕鋼架簡單隔出30多種活動空間，可做演講廳、記者會、討論室、展演場等運用。跑遍整個區域，找不到一份能拿在手中的議程表。但能在各角落發現貼在牆面的議程海報，字體有大有小；有些明顯剛畫成的、顏料還新鮮，想必出自各國青年組織之手。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青年特使Ahmad Alhendawi來到會場，高呼：「我強烈要求你們提高音量，讓政府聽見、讓政客聽見你們。我們必須確保，我們這個世代，在這裡寫下控制氣候變遷的歷史。」神采奕奕、具煽動性格的領袖氣質，迥異於尋常正經肅穆的官員。

緊接著，自6歲就發表氣候演說的 Xiuhtezcatl Roske-Martinez上台，10年後的今天搖曳著一頭帥氣長髮、穿了件繃出肌肉線條的黑色襯衫，以音樂人、環境運動家、地球守護者組織青年總幹事的身分，用嘻哈口吻發表演說：

「若這世上的人們能一起想想：『我們要為下一代留下什麼遺產』、『有什麼豐功偉業，讓我們能驕傲地和子孫述說？』所有人合力完成，這世界將有更多可能。」

不同事件在不同空間同時搬演，有時顯得不搭軋，倒也亂中有序地發展起來。草根的氣息和交流，重於沉甸甸的頭銜。COP大會主席法畢斯、知名生態紀錄片導演及環團創辦人于洛（Nicolas Hulot）、泰國知名作家及社會運動家司瓦拉差（Sulak Sivaraksa）等重量級人物親赴現場、發表演說時，也得適應年輕人的隨性無拘。

會場3天提供的午餐都是冷食，胡蘿蔔、芹菜、泰國米、扁豆、起司、蘋果等，皆強調來自當季在地新鮮食材、增加就業機會。與會者乖乖排隊領食物，像在校園餐廳打飯一樣。國家地理雜誌提供攝影棚拍照服務。帳篷散落的一塊空間，人們或坐或臥、像一座大型遊戲場。

一處角落舞台上的講者握著麥克風喊：「COP根本是假的，《巴黎協議》根本是假的。」

粗曠又帶點瘋狂的味道中，COY11其實臥虎藏龍──各國青年穿梭會場，以行動演習、會議、蒐集情報等方式，緊鑼密鼓地籌備接下來2周的重頭戲COP21。台灣青年以投影片簡介台灣氣候議題，廣納各國青年意見。 

這屆COY規模格外盛大，首度在地主國以外的國度──東京、巴西、馬達加斯加、印度、摩洛哥、貝南、新喀里多尼亞──遍地開花，接連舉辦9場。

主場的巴黎，很快就進入備戰狀態。 

午後，落地窗透入燦爛斜陽。逆著烈日的光影中，各國青年在廊道上舒展肢體、溜滑板、扯鈴、雜耍的身影，於腸思枯竭後恣意擺動，淋漓放鬆。

體力與腦力的硬仗才要開始。

TWYCC成員們在入口的塗鴉牆上，以墨汁仔細寫下偌大的「台灣青年」，每個字都比臉要大。

這個世代，將在10餘年後步入壯年時光，驗收《巴黎協議》的成果。

或者後果？「喀擦。」在進入真正運籌帷幄、若即若離的談判場域前，或許COY這個角落，是青年們最後一次看到的溫柔圖像。

【小啟】

本系列原定推出上、中、下篇，中、下篇因故不再推出，特此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