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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黃錦樹/真正的文學的感覺

今年10月,在美國哈佛的一場學術活動中,一位台灣留學生突然公開問我:「為什麼是馬共小說該向陳映真學習,而不是反過來,台灣文學(陳映真)該向馬共小說――譬如金枝芒的《饑餓》、賀巾的《流亡》學習?」他針對的,當然是我2013年在《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的自序裡談到我那篇借用陳映真小說篇名的〈悽慘的無言的嘴〉的最初發想是,「既然陳的早期小說是中國以外左翼文學的標竿,馬共小說也該有篇陳映真式的,可惜馬共陣營普遍欠缺真正的文學感覺。」我這兩句話,其實已預先回答了那位台文所出身的青年的提問。

身為寫作這一行的晚輩,我不過是陳映真眾多讀者之一。我從來沒見過陳映真,沒聽過陳映真的演講,不曾參與有陳映真出席的任何活動,不曾動念找陳映真簽書或寫序,甚至連以陳映真為主題的研討會都不曾被邀請。雖然我在台灣居留的這30年,其中的20年是「陳映真在場的台灣」。

我和那名字的關係,純粹是讀者與作品的關係。對那些作品已成經典的名家,我的態度一貫如此,即便自己微不足道。雖然1960年以後的馬華文學,大部分可歸為「民國──台灣影響下的馬華文學」(相較於30年代以來的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文學)(註)
詳盡的討論見謝詩堅,《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革命文學(1926-1976)》馬來西亞檳城韓江學院,2009。謝自承,這題目的靈感來自於陳映真的一篇文章,陳文:〈世界華文文學的展望:關於世界華文文學的歷史與特質的一些随想〉陳的相關判斷除了來自方修的文學史論述,再則是到大馬當文學評審時與當地老輩作家的接觸。
;雖然,中國革命文學的影響一直延伸到70年代,但已沒能催生出甚麼像樣的文學作品。對我們這支幾乎沒有作者、沒有作品的小文學而言,台灣的文學巨擘未免太多了些,多到令人沮喪的地步。
不若葉珊、余光中對天狼星詩社的持續影響──溫任平之畢生低首余光中,楊牧詩對不同世代詩人的啟發──馬華也產生過它的七等生(張瑞星《白鳥之幻》),鄉土文學之為宋子衡等的參考對象,商晚筠至死仍心追意摹朱天文(從《七色花水》到《跳蚤》),楊澤之曾經影響傅承得(瑪麗亞/月如)⋯⋯。曾經關心馬華革命文學的陳映真,對馬華文學卻沒什麼影響(註)
當然,對馬華作家沒影響的台灣作家遠多於有影響的,即便是現代主義陣營的名家如王文興、舞鶴。但陳映真的意義不同,他既是現代主義者,又是老左。

對那些甚至可能並不知道自己是在中國革命文學教條的死灰裡寫作的馬華左翼寫手而言,即便他們稍微認真的讀了陳映真,也會認為那不是同道──看起來太過現代主義了。他們頂多只聽說陳映真是「台灣作家」,台灣=民國=蔣幫,大概也就不屑一顧了。

「真正的文學感覺」,談何容易。

即便是陳映真本人,「真正的文學感覺」也一度被他自己 的「意念先行」摧毀──如〈夜行貨車〉、〈萬商帝君〉──那些年,或許可以說是陳映真的馬華文學瞬間。出獄後的陳映真,確實經常否認自己的現代主義血緣,好像那是什麼原罪似的。但陳映真對我而言,最有意義的首先就是他30歲前寫的那些陰鬱幽暗慘綠的現代主義小說,而不是別的什麼。那是不可替代的。

陳映真的過世,說真的,我沒什麼感覺。畢竟他已癱瘓在北京多年,文學生命早就結束了。對我而言,他也不是什麼思想導師。他的大一統論、第三世界文學論都太過常識;和陳芳明那場文學史論戰的學術水平太低,雙方都了無新意;晚年「回歸祖國」更是個人悲劇,也沒什麼好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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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樹、評論、人間雜誌
《人間雜誌》。(攝影/余志偉)

我讀大學的那幾年,正是《人間》雜誌的盛世,但我也不是訂戶,每每只是到學校對面的書店去看免費的新刊。我手上的第一本陳映真小說,是遠景版的,第9版的《第一件差事》(1985),薄薄的,不足200頁,大二寒假時購於台北某舊書攤。書櫃裡還有遠景版的《山路》(初版,1984)和包含諸多早年作品的《夜行貨車》(5版,1987),大概均購於台大對面巷弄裡的遠景門市,那裡常有遠景自家的特價書在拋售。扉頁沒有註記,可能那時的自己不是那麼重視;沒寄回馬餵白蟻,留著待讀或待重讀。

大學那幾年,讀了可能也沒什麼感覺,大概感受不到箇中寓言的共振,還欠缺充份的在地知識。我畢竟是台灣歷史的局外人,無法像那些與他共同經歷過白色恐怖年代的讀者那樣,對作品有深刻的心靈共鳴,因而對陳映真身上累積的巨大社會聲望,也幾乎無感。

其時較有感覺的文學作品應是現代詩,詩比較沒有背景負擔。

哪時讀了有感覺,其實我也不記得了。也許在淡江唸研究所,在那落雨的小鎮,系統的讀了日據時代的小說,從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呂赫若〈牛車〉、楊逵〈送報伕〉,一直到皇民文學;讀了施淑先生的〈台灣的憂鬱──論陳映真的早期小說及其藝術〉及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及各式各樣的50年代白色恐怖口述或報導;甚至是郭松棻那些彼時還在校對中,還未以書的型態出版的、迷人卻相當深邃難解的小說──再往回重讀,方能比較準確的掌握那些作品的文學的感覺。

似乎可以這麼說,陳映真的小說既是台灣文學史的縮影,也是心靈史的縮微,日據時代以來被殖民者受創的心靈,亞細亞的孤兒的徬徨感;被殖民情境下的無根與絕望──那沿續的歷史創傷,青年陳映真直觀的把握了,表徵為作品裡色調瑰麗、耽美厭郁的藝術感性。那種集體的精神狀態被施淑教授概念化為「台灣的憂鬱」時,台灣戒嚴的歷史已然終結;但那被壓抑的複返、左派的憂鬱的具體化,卻終將成為台灣文學史的紀念碑,也可說是台灣這文學的加拉巴哥島文學演化的有趣案例。

也許,陳映真和郭松棻這兩位「本土左統」可以說是魯迅文學精神在孤島台灣的兩次轉生、兩種型態。兩個同代人(註)
陳映真(1937~2016)比郭松棻(1938~2005)早生一年,多活超過10年。
文學生命的旅程恰好顛倒──前者從文學的悒鬱經社會介入,再走向政治激昂,個人的時間逐漸被耗盡;後者從狂熱的政治行動走向文學的憂鬱生產,歷經政治理想的幻滅,孵育出的是一種流亡文學。他們留下的小說都不是長篇鉅製,而是中短篇,像抒情詩──這一點也相仿於魯迅、沈從文,因為時間歷經切割、重組、壓縮後,成了晶體。憂鬱的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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