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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牧民/達蘭薩拉實地觀察:西藏抗暴60年,真正挑戰才開始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逃出西藏後,在印度總理的允許下,達蘭薩拉成為了流亡藏人的政治中心。(攝影/陳牧民)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逃出西藏後,在印度總理的允許下,達蘭薩拉成為了流亡藏人的政治中心。(攝影/陳牧民)
對西藏(Tibet,又稱圖博)人來說,1959年3月10日是民族歷史的轉捩點。就在這一天,拉薩發生大規模抗議中共統治的群眾示威,隨後演變成全藏境內的武裝抗暴運動。法王達賴喇嘛在事件發生後流亡印度,之後多達10萬的藏人也相繼逃往印度、尼泊爾、不丹等鄰國。這些原本居住在喜馬拉雅山上雪域的子民,從此成為無家可歸的難民。
60年過去了,留在西藏的600萬藏人和流亡海外的10餘萬藏人經歷著完全不同的生活。中共對西藏的控制較以往各時期更為嚴厲,有計畫地摧毀藏地固有的宗教及文化,更將許多藏人逮捕入獄。而在海外流亡的這些藏人雖然在自由的環境下生活,努力將西藏宗教與文化完整保存下來,但是卻回不了家。

達蘭薩拉現況

今年(2019)3月10日是西藏抗暴60週年紀念,筆者應邀至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簡稱CTA)所在地、印度北部山城達蘭薩拉參加研討會,達蘭薩拉也和過去一樣舉辦大規模的紀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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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蘭薩拉街頭,貼有西藏抗暴60年紀念相關海報。(攝影/陳牧民)
達蘭薩拉街頭,貼有西藏抗暴60年紀念相關海報。(攝影/陳牧民)
表面上這裡和過去的印象一樣,街上人聲鼎沸,旅館、餐廳和西藏藝品店毗鄰而居,不時可以看到來自各國的遊客漫步其中。和印度其他地方相比,這個不起眼小山城能夠吸引到這麼多觀光客前來,主要仰賴達賴喇嘛以其魅力向全世界行銷藏傳佛教,成功吸引到許多追隨者到此地學習佛法與藏文。當然大多數人來這裡的目的主要還是觀光,體驗一下西藏文化。隨著西藏對外開放以及其他佛教旅遊地區的興起,今日來自西方的遊客已經少了很多,取而代之的是來自印度各地的觀光客。達蘭薩拉街道上,則到處張貼著各種紀念活動的海報,不定期舉行的悼念儀式以及實況照片展,持續提醒著人們家鄉仍然淪陷的事實。
自1959年大批藏人流亡至達蘭薩拉以來,便在此建立一個尊崇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為精神領袖、並自我表述為代表西藏的合法政府。這個流亡政府(也就是CTA)迄今沒有獲得任何國家的外交承認,但是憑藉著達賴喇嘛個人的魅力與西方對西藏獨立運動的同情,一直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重視。對流亡海外的10餘萬藏人而言,流亡政府不僅象徵著西藏獨立運動的延續,更是整個藏人社群在生活上的直接管理者。
對多數居住在此地的藏人來說,達蘭薩拉早已經變成他們的家,不過這也是不得已的選擇。在這個海拔1,500~2,000公尺的小山區,總共住了2萬藏人,居住空間狹小,工作與生活不易,因此有辦法的人都會想辦法離開此地,到印度其他地方甚至歐美國家尋求更好的生活。
另一方面,自1960年以來,每年都有藏人冒著生命危險翻越喜馬拉雅山到印度加入流亡者的陣營,他們選擇到印度的原因其實不盡相同,有些是為了宗教或政治信念,也有些僅僅是希望能到海外過不一樣的生活。許多家庭將年幼子女送到印度,希望其能在流亡政府的照顧下受到更好的教育,這使得藏人行政中央必須投入大量的資源來安置這些新難民。不過2008年之後中共與尼泊爾對邊境檢查日趨嚴格,成功出逃的藏人從過去的每年2,000人銳減至不到百人。流亡在外的藏人和居住在家鄉的藏人,逐漸成為被切斷的兩個群體。
傳統西藏是一個政教合一的社會,達賴喇嘛既是宗教上的最高領袖,也是掌握政治權力的最高統治者,內閣(稱為噶廈)的成員由達賴喇嘛所任命,也只對他負責。這樣的政治結構在藏人行政中央裡被保留下來。依照其憲法,達賴喇嘛為名義上之國家元首,實際政務則由總理(稱為噶倫赤巴)負責。擁有45個席次的國會早在流亡初期的1960年便已經成立,屬於流亡政府中的立法機構。自2001年開始,藏人行政中央開始以直接選舉的方式產生噶倫赤巴,並且以一任5年的方式持續進行至今。

後達賴喇嘛時代的挑戰正開始

8年前達賴喇嘛宣布退休,並將政治權力交給民選總理(註)
2012年9月20日,西藏人民議會全體一致通過更改《西藏流亡憲章》第19條,將西藏政治領袖噶倫赤巴的職稱正式修訂為西藏司政(藏語:Sikyong,英語:Tibetan Political Leader)。
,為政教分離跨出第一步。雖然達賴喇嘛近年來已經不過問政務,而是專注在宗教事務上,但是其個人的魅力與知名度仍然是整個藏人流亡社群最大的精神寄託。國際社會也仍然將達賴視為西藏的代表,藏人甚至難以想像沒有達賴喇嘛領導將是甚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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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達賴喇嘛將政治權力交給民選總理(後改為西藏司政),開啟西藏政教分離的改革。(攝影/吳逸驊)
2011年,達賴喇嘛將政治權力交給民選總理(後改為西藏司政),開啟西藏政教分離的改革。(攝影/吳逸驊)
不過法王目前已經84歲,未來還能領導多久沒有人知道,這在達蘭薩拉早已是各界公開談論的話題。目前看起來達賴喇嘛可能設法改革存在已久的轉世制度,讓其身後不會出現轉世靈童認證的問題,也避免下一世達賴喇嘛在成年之前藏人社群出現無人領導的困境。不過這些畢竟都還只是宗教領袖傳承的問題,對藏人之間的知識菁英,特別是服務於藏人行政中央工作的公務員來說,「後達賴喇嘛」時期如何團結藏人並且堅持下去,才真正是挑戰的開始。
目前擔任達蘭薩拉智庫、西藏政策中心副主任的丹增列夏(Tenzin Lekshey)是屬於比較樂觀的一派,他認為逃到印度的藏人難民減少不見得是壞事,「如果藏人都一直跑到印度,那整個西藏地區不就等於送給中國了?讓600萬藏人繼續守住自己的家鄉不是壞事。」他也認為由於網路與社群媒體的發達,今日在印度的藏人和老家的聯繫反而變得更方便,無論是用臉書還是微信都能夠即時知道家鄉的訊息。雖然中共對網路監控極其嚴格,但是「兩地的藏人都知道如何避開使用敏感詞彙,而且靠著只有藏人才知道的暗語和默契,還是可以將重要的訊息傳播出去,」丹增列夏說。
不過也有人並不是那麼樂觀。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藏族學者表示,過去追隨達賴喇嘛一起流亡至印度的第一代藏人,親歷家破人亡與顛沛流離,彼此之間有非常強的向心力,對於返鄉的信念也堅定不移。但是60年過去了,許多第一代流亡藏人早已不在。對目前居住在印度與世界各地的第二代、第三代藏人而言,家鄉只是長輩與教科書描繪的美好國度,他們無法想像也無從體會。年輕藏人更在乎的是如何過更好的生活,返鄉復國反而不是最重要的任務。他無奈表示:「在印度的流亡藏人既無身分又沒有未來,覺得自己是永遠被困在這裡,看不到任何出口或希望」。
近年來中共大力宣傳西藏進步現況,藉此吸引流亡海外的藏人回歸。在達蘭薩拉的藏人也有些真的就返鄉定居了,不過真正的原因還是太想念家人:許多藏人兒童很小就被送到印度,十多年都沒有看到爸媽,成年後覺得在印度生存不易,決定還是回去發展。不過這些人返鄉之後幾乎沒有辦法再跑出來,也有遭中共逮捕入獄生死未卜的,因此對大多流亡藏人來講,返鄉的危險性太高,並不具有吸引力。

爭取國際支持的新策略

除了維持自我認同之外,藏人另一個挑戰是如何讓西藏問題能夠持續受到國際支持。
近年來藏人行政中央開始規劃「5・50願景計畫」(未來5年內發展出能確保50年西藏社群存續能力的戰略),並提出一些過去沒有的新策略,包括積極與印度學界智庫交流,讓印度各界更了解藏人的處境;派員參加與環境議題相關的國際論壇,主張中共以人為方式開發西藏是對脆弱高原生態的破壞;舉辦各種推廣西藏文化藝術的會議,讓更多人知道西藏文明是人類社會的瑰寶。
此外,藏人行政中央所屬的智庫也開始研究國際局勢,希望能夠學習世界上其他民族運動的成功經驗,丹增列夏就認為以色列的生存經驗非常值得藏人學習,而台灣如何應付中國壓力更是藏人必須關注的議題。他表示:「台灣現在已經說歡迎達賴喇嘛到台灣訪問,但是更應該讓年輕藏人學者有機會到台灣學習研究,唯有如此才能互相幫忙。」
面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性,流亡藏人其實並沒有太多的選擇,但是如何在強大中國陰影下繼續堅持守護西藏文化、團結藏人認同、讓國際社會繼續支持藏人社群的主張,的確是達蘭薩拉流亡藏人無可迴避的責任。可以確定的是,當後達賴喇嘛時代到來,藏人將面臨比過去60年更大的變局,藏人行政中央會發展出什麼樣的戰略來確保全球600餘萬藏人社群的長期存續能力?或許不久之後我們就會看到更為清晰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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