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黑熊研究超過15年的郭彥仁，每天幾乎不是在山上，就是在往山的路上。從大學開始當黑熊研究志工，到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簡稱屏科大野保所）研究生、台灣黑熊保育協會專案經理、野聲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簡稱野聲）研究員，郭彥仁看過的熊爪、熊大便、熊印在台灣堪稱前三，不過投入生態保育至今，每天都還是有新的關卡要解。

一次他接獲通報，台中市和平區東卯溪附近的甜柿園疑似有黑熊出沒，果農熱心帶他巡視農場，一下指樹幹上的爪痕，一下拿出被啃過的柿子，擔憂地問是不是有熊出沒？但郭彥仁仔細觀察，發現柿子上是猴子犬齒痕跡，果農瞬間露出讚許的神情說：「唉唷，你真的看得出來耶！」

原來果農刻意拿出被猴子咬過的柿子，考驗郭彥仁是不是真有兩把刷子，因為前不久才有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簡稱林業署）人員來巡視，沒說什麼就離開了。後來果農才帶著郭彥仁到其他「案發現場」，果真在附近咬人貓草叢發現熊大便。「我們工作像是動物偵探，還要先通過人家測試。」

這樣反覆的測試，除了是農民評估眼前「黑熊專家」的斤兩，也反映出山區居民，對現行通報制度能達到的效果，仍存著猶疑和觀望的心情。

這些令人目不暇給的計畫，有一個最重要的共同核心是「通報」，不論熊是死是活，遭槍殺或中陷阱，林業署都希望可以即時掌握任何熊的傷亡。

然而和官方打交道，甚至描述遇到熊的經驗，對部落並非易事。郭彥仁近幾年特別著重在部落狩獵與人熊衝突防治，他觀察，雖然目前並無人被攻擊的通報，但光是「台灣黑熊」這四個字，就帶給周遭居民莫大壓力。

今年（2023）有一隻屏科大野保所教授黃美秀繫放追蹤的熊，跑到德基水庫一帶，讓附近的環山部落相當緊張，林業署台中分署特別拜託郭彥仁到部落辦黑熊座談。「有一個阿媽很緊張，說已經3天晚上不敢在部落裡散步」，即使熊是在對面山區，直線距離還有5、6公里，部落就緊張成這樣。郭彥仁指出，其實台灣黑熊不太會主動攻擊人，進到部落大部分是覓食，通常把食物移開熊就會走，但是居民缺乏應對熊的經驗，一聽到有熊就會很擔心，「『恐熊症』一直都在。」

野聲另一名研究員，同樣研究台灣黑熊超過10年的蔡幸蒨，近年在台灣黑熊救傷案例最多的花蓮卓溪鄉架設了自動相機，3年內拍下23隻不同黑熊在此活動，他們訪談了51名族人，67%有目擊黑熊經驗，不過人熊遭遇時有74%的熊會跑掉，出現威嚇動作者不到5%，都是因母熊帶小熊，而且與人距離在5公尺內。

她觀察，恐熊跟經驗有關，長期合作調查的卓溪鄉登山協會目擊熊的經驗較多，知道熊多半生性膽怯，會主動避開人，但部落並非每個人都常去山上。之前自動相機拍到熊影，分享到群組後被轉傳，「後來竟聽到部落婦女說，部落附近有熊，要小心，但她其實不知道我們拍到熊的地方在哪裡。」

除了心理因素，從客觀條件來看，這幾年熊和人類生活範圍愈來愈近，實質上也增加了部落的風險。以卓溪鄉為例，蔡幸蒨分析黑熊分布點位，淺山和部落的交界過往都是整片農墾區，熊需要往深山找棲地，但現在農地較荒廢，或者部分改為造林，農墾區和森林穿插交雜其中，而熊喜歡的山黃麻是向陽植物，喜好在荒地生長，廢耕或造林地自然成為熊喜歡的環境，卓溪鄉有些產業道路旁的山黃麻樹幹就能見到熊爪，當地居民的口述也指出，以前部落較不會看到熊，現在熊似乎變多了。

去年震驚全台的屏東縣霧台鄉大武部落獵熊案，當地也長期流傳著有老人家上山遇到熊，臉被抓花。而在獵熊案發生前不久，當地婦人曾看到熊出沒在農田附近，甚至有狗被吃掉，嚇得老人家不敢出門；實際上，後來熊被獵到的地方距部落核心居住區也僅400公尺，胃中殘留物甚至被驗出有狗的DNA。

（延伸閱讀：〈從英雄到罪人──屏東霧台獵熊案下，蒙上陰影的魯凱族至高榮耀〉）

只是這些在地的真實感受和生活經驗，在台灣黑熊擬人化的可愛形象，以及保育至上的主流論述中，往往無法見容於社會。每當發生台灣黑熊誤中山區套索陷阱，即便陷阱是用來防治農田獸害，誤捕還是由族人主動通報，媒體報導底下的留言，往往仍是一片罵聲和質疑，也降低他們配合林業署通報政策的意願。

在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攻讀社會學博士的張詠瑛，與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仲恩近年則以「台灣黑熊的可愛國族主義」為題，探討黑熊如何上升到國家認同層次。張詠瑛觀察，台灣駐外國單位Facebook會換上台灣黑熊大頭照或封面；COVID-19疫情期間，台灣捐贈給其他國家的防疫包，外包裝就印著台灣黑熊；美國台僑組成的人權組織Keep Taiwan Free設計黑熊娃娃送給美國國會議員，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Kelly Craft幾年前開始一直帶著這個黑熊玩偶拍照，放在Twitter，表達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

「早期台灣黑熊是相對中國來的熊貓，近期中國外交走『戰狼』路線，台灣黑熊又以可愛、毛毛圓圓的形象作為對比。」張詠瑛認為這是為了凸顯台灣和中國不一樣，但也同時反過來影響台灣人面對人熊衝突的心態，在每次的新聞事件中，在山上的生活領域靠近台灣黑熊的原住民，往往要承擔罵名。

部落切身的恐懼被忽略，另一個來自法規上的壓迫卻如影隨形，真實得讓原住民只能噤聲。

2021年布農族人王光祿案釋字803號，大法官肯認原住民基於自用可以狩獵，現行《野生動物保育法》（簡稱《野保法》）第21-1條也規定，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祭儀，可以獵捕野生動物。然而無論是釋字803號，或是《野保法》例外規定，都要求原住民必須事先通報，唯一不用事先通報的情況是防治農田獸害或者緊急危難，如遭遇動物攻擊時。

原住民狩獵文化長期被邊緣化，導致大部分的部落不信任官方，儘管林業署已經注意到套索陷阱誤捕黑熊的問題，近幾年也不斷到部落宣傳「通報無罪」，不過郭彥仁就曾在宣導時，遇到一位熟悉法條的族人當場質疑，是基於哪條法無罪？在地派出所知道嗎？如果通報了，派出所還是把族人當小偷罪犯怎麼辦？即便最後沒事，族人也會不開心。

事實上，林業署指出的通報無罪化背後根基在於，為防治農田獸害放置陷阱所造成的誤捕或誤傷；但若是在傳統獵場放陷阱抓到黑熊，雖然目前警政署保七總隊對於主動通報，大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在法理上確實有模糊空間。因此每當收到黑熊中陷阱通報，林業署和保七一定會關切「是在農田附近放的嗎？」顯見若非為防治獸害，仍可能有落入法網的風險。

今年5月，花蓮卓溪鄉一處苦茶園，以及台東錦屏林道接連傳出黑熊中套索陷阱，雖然都是部落族人主動通報，但林業署在受訪時除了感謝，仍不忘提及會將套索等相關證物移交給保七，「查辦是否有人蓄意獵捕黑熊」。儘管林業署後來對《報導者》透露，基於對社會大眾交代，一定還是得這樣寫，不過光是這幾個字，就足夠讓部落居民心生畏懼。

蔡幸蒨就曾接過一通電話，有6、70歲的長輩，看到新聞說警察要調查陷阱很緊張，打電話來劈頭就問：「不是說通報就沒關係，怎麼還這樣？」她只能不斷安撫，解釋這只是作業程序，「其實部落都會看（新聞），對這議題很小心。」她指出，就連10年前即開始協助調查黑熊、經常和官方合作的卓溪族人，通報黑熊也不會打1999縣民服務專線，而是找信得過的人，或者在林業署工作的族人。

蔡幸蒨除了接過焦慮族人的電話，也接過黑熊通報電話。今年7月，卓溪鄉一處海拔900公尺的咖啡園套索陷阱中了一隻熊，農場主人發現後第一個聯絡蔡幸蒨。原來這是一個在森林交界的咖啡園，附近山區放了一台自動相機監測黑熊，每次收相機時，蔡幸蒨總會特別停下來和咖啡園主聊天，說附近相機有拍到熊，建議採咖啡豆時放個音樂，讓動物知道有人在這裡。由於平常培養起的信任感，讓咖啡園主發現熊後，第一個想到打給蔡幸蒨。

在仰賴人情運作的部落社會裡，再好的政策要推行，根本之道是走進部落，和他們一起融入大自然的生存法則。

60多歲的陳榮文是部落裡頗負盛名的老獵人，他所在的台中市和平區桃山部落（又稱雪山坑部落）是黑熊活動熱區，知名的黑熊「711」第二次中陷阱即是在此。這天他和郭彥仁一起上山換自動相機電池，從平緩的林道切上碎石稜線後，在一棵山黃麻的樹幹上，找到密密麻麻、一條又一條深深的爪痕。「這個是大熊留下的，旁邊這個爪痕比較細和短，是小熊留下的，應該是熊媽媽帶著小熊，爬樹吃山黃麻的嫩葉，」他說這是年初留下的痕跡，判斷可能是冬天乾旱，葉子枯黃，深山裡的草食動物往下遷移，黑熊也跟著往下跑，尋找嫩葉和動物。

桃山部落和林業署台中分署去年9月開始合作，裝設自動相機監測，20人排班輪流上山巡護。郭彥仁說，部落裡有許多厲害的獵人，比任何研究人員都知道自己的獵場有什麼變化，因此巡護路線由部落初步提出，野聲再判斷相機是否過度集中、位置是否太遠離部落等等條件，和部落共同討論出架設點。

運用在地人的智慧，是尊重，也是建立夥伴關係。陳榮文架設相機的地點是由他主動通報。不久前他循日常上山巡陷阱，發現套索陷阱被破壞，卻不見任何動物，發現原來是一隻撿到便宜的黑熊，將無法掙脫的羊拖到樹上，大快朵頤一番。自從發現黑熊出沒後，他就主動收起獵場裡所有陷阱，取而代之的是2台自動相機。

「我們這邊文化不會主動獵熊，但陷阱抓到，以前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啊！」陳榮文的陷阱沒有抓到過熊，但曾聽說其他族人巡陷阱時，發現一隻小黑熊，不斷發出求救聲響。由於母熊可能還在附近，族人很害怕會被母熊攻擊，但如果向官方通報，又擔心獵捕到保育類動物犯法，當下緊張得不知該如何是好，只能默默離開。

他說，過去政府將原住民傳統領域收為國有地，又限制族人入山，彼此關係很不好，是野聲團隊不斷來部落宣導，加上黑熊711事件後感受到台中分署對熊和部落關係的重視，和官方關係才有所改變。看著俐落踩過碎石邊坡，腳程飛快的郭彥仁，他讚許：「這些在城市長大的年輕人不簡單啊，可以跟我們在山上這樣走。」

然而部落文化和現行制度難免還是有衝突，作為中間的夾心餅乾，必須適時轉化官方制度，找出對部落有益之處。

此外，野聲也研發了一個具有隱蔽性的回報系統，獵人在群組裡回報數量，只有野聲人員看得到，野聲可以定期統計一個月狩獵量，不會說出是誰打多少，既能達到研究目標，又兼具私密性。

穿梭在僵硬的制度和現實生活，這群研究員的日常挑戰，就是努力保持對人的同理，築起城市和山野的橋梁。「我們在執行的是工作，但那是他們的生活，」蔡幸蒨認為，要在地居民改變文化和習慣非常困難，能做的就是多做一點，例如狩獵自主回報，他們不主動，就自己主動去問。郭彥仁則舉例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2023年最新的人與動物衝突處理準則，第一條就是「別傷害」（Do no harm ），既指遇到熊不要直接拿起獵槍，也是指不要直接指責在地居民。

大武獵熊案9個月後，大武部落成立了巡守隊，野聲便是陪伴的輔導團隊。野聲負責人姜博仁是近期少數曾到大武部落調查生態的研究員，2015年曾在案件當事人顏明德的獵區拍過熊。

在這個敏感時刻接下任務，姜博仁坦言很困難，但他認為，這起事件有許多面向值得討論，狩獵文化是一件事，熊進到部落又是另一件事，若真的是熊和人太接近，相關的監測、通報宣導資訊就要傳達得更確實，要讓部落相信據實通報，公部門會馬上有人來處理，部落不用那麼害怕。若是文化上的衝突，或許需要多一點溝通，例如當地的黑熊族群量有沒有更確切的數字，說服外界黑熊沒有想像中少，甚至是可以利用的物種？或者此地黑熊族群量可以接受的死亡率是多少？狩獵對這個族群影響有多大？這些都需要更深入的監測和調查，「需要更多對話空間。」

儘管野聲研究員們用行動獲得部分族人信賴，但保育工作道阻且長，吃鱉的時候也不少，桃山部落隔壁一處曾有熊侵擾的部落，在野聲多次造訪後，仍然拒絕加入巡守隊計畫，他們雖然無奈，但並不氣餒，盤算著下次什麼時候要再「路過」，「至少部落上次跟我說，如果有看到熊，一定會跟我通報。」郭彥仁推廣黑熊保育多年，為自己下了註解：一開始明明是來研究熊，最後卻變成一個社會或人類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