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靠近秘魯的太平洋上，一艘掛著萬那度國旗但台灣經營的小釣船在轉運鮪魚時，發生了一件離奇的失蹤案。美國籍漁業觀察員戴維斯（Keith Granger Davis），在漁獲卸載完準備簽名放行前，意外落海。41歲的戴維斯是觀察員中知名的環保倡議者，有16年豐富的觀察經驗，他落海那天，無風無浪。

戴維斯的失蹤，是因擋人財路還是意外落海，迄今真相未明。美國《哈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還以「漁業的黑暗面」報導他的案件。

遠洋漁業的黑暗面，在於它鮮為人知的叢林文化。

人口佔全球0.36％的台灣，卻擁有全世界最多、超過1,500艘的遠洋漁船。這個驚人的漁業王國，在別人眼裡卻是「大尾鱸鰻」。國際組織要求台灣落實觀察員制度，於是2005年，台灣正式推動遠洋漁業觀察員制度，目前有54位。

但大自然的惡劣，比不上人性的貪婪。因貪而起的風險，常讓觀察員更接近死亡。

在海上，一艘遠洋漁船造價動輒數億，加上滿載的漁獲利益，經常成為海盜與歹徒的目標。有的船長非法配有槍械，也有船務公司提供武裝保全的服務，保全在斯里蘭卡上岸，每位每天600美元，3人一組，配有1支輕機關槍和2支AK-47衝鋒槍。擔任漁業觀察員7年的林木添（化名）清楚記得一次上船，船長就配給他一把左輪和兩盒子彈，讓他把玩和防身用。

高風險、高利潤，遠洋漁業不是人人玩得起。漁撈情況最好時，一艘圍網船一年可以進帳3億元。一位退役觀察員說：「海上是24小時不會停止操作，你（船東）睡覺時，有大量漁工在幫你賺錢，那是比做毒品更好的生意，是會上癮的，就像飛龍在天。」

一出航便長達2到3年遠離人類社會，與天與海搏鬥，很難維持優雅和文明。無邊際的網、竄逃的魚、強力的鈎、無情的浪，還有甲板上的血色與魚腥，惡劣環境，讓出海久的人，作風也可能變樣。海上的使命是戰勝自然和魚群，船長與漁撈長的目標是「滿載而歸」。

家族兩代出了5位大型圍網船漁撈長的葉明志，捕了一輩子的魚，他說：「賺少不行，輸人家，人家一年抓1萬噸，你抓5千噸，可以看嗎？⋯⋯你抓沒有，還要保育？連飯吃都沒有！你抓不好就換人，換人啊⋯⋯換別的漁撈長。」

拼量的工作倫理主導遠洋漁業的文化。如果有漁工不小心讓上網的魚逃走，船上的麥克風會放送連聲國罵，幹部一激動，就可能隨手用潄口鋼杯往漁工的頭砸去。甚至，上過船的人常說：「一條大目鮪和一位漁工同時落海，記得去救那條魚。」一隻百公斤的大目鮪價格好幾萬元，菜鳥外籍漁工的月薪才約一萬。

充滿風險的觀察員工作，起薪4萬6，出海加給後，可達6、7萬，但流動率很高。但真正讓他們恐懼、擔憂的，不是體力上的挑戰，而是他們往往是一群不受歡迎的存在。

在船上，他們是一群沒有執法權，卻擔負監督工作的觀察者，孤身一人面對與自己利害衝突的船長、語言不通的外籍漁工，也難怪被視為如影隨行的「抓耙仔」。

被視做臥底者的風險，來自目睹海上龐大的非法漁撈利益。

40多歲的陳文中（化名）一開始，便參與建立台灣的觀察員制度。他受僱於對外漁協，但實際上，工作6年多，都在漁業署前鎮辦公室工作，是觀察員與官方間的橋樑，負責派觀察員上船和回岸。

陳文中向《報導者》透露他和船上觀察員的互動細節：「每週一，觀察員都要傳真船位和觀察內容給我，我們有暗號和代碼，會知道他們是不是出了問題。通衛星電話時，我要他們別說話，只要回覆我『對或不對』。」

若船上發生違法的事，陳文中總會跟觀察員說「你就當做沒看到，先回去睡覺」。他表示：「沒辦法，我要保護觀察員的安全。因為一落海，船隻只要停在那個經緯度停3天、72小時，最後寫個海事報告，船就可以開走，就結案了。我不希望觀察員被推落死掉。」

我看到的其他觀察員都作假，為了生存妥協、配合船長⋯⋯船長只要找一個不怕死的漁工「處理」我們就好。（3年觀察員資歷，已離職）

離職觀察員們表示，負責招募和訓練的對外漁協，會要他們上船前，先到船東或船長那送茶葉、拜碼頭。在觀察員行為準則裡，漁協總耳提面命，上船要以「和睦、融洽為前提」、「需有安全第一的絕對概念」。

而熟悉觀察員制度的官員指出，「這制度人命關天啊。船上其他人都聽船長的，觀察員非我族類啊，船長會認為你是來監視我們的。如果科學觀察員都做不了，執法觀察員更難，可能被海拋！」

在漁業署訂定的行政命令裡，漁船得接受觀察員登船觀察，一旦拒絕會被裁罰。但一位在漁業署工作的資深員工透露，原本觀察員應隨機抽樣、登船，達到真正中立的觀察，但運作上，仍得拜託船公司配合，才能上船；而且從沒有任何船東因拒絕觀察員，被政府開罰過。

少了公權力的強力後援，觀察員成了海上最尷尬而孤獨的存在。而靜靜凝視與觀察的他們，又見證了哪些漁業的不法利益與荒謬失序？

西非象牙海岸南方，600噸的台灣漁船正在附近的大西洋海域航行，出海兩個月，漁獲量出乎意料豐厚。這晚月光引路，忙了一天的漁工開始晚餐，這餐吃的不再是冷凍食品，船長下令把捕上的鯊魚製成魚翅火鍋，佐著豐盛酒水。

「有這麼好康？」搭上這艘船的觀察員王增辛（化名）嗅出不尋常。熱鬧間船長對他敬了酒，強烈暗示著：「今晚別再觀察，早點去睡了吧！」王增辛識時務地折回船艙，躺進狹窄的臥鋪，決定暫時把良心鎖上。但他無法入眠，因為沒多久，他便感覺船外的動靜，船隻慢慢迫近，船側的碰墊撞擊磨擦，同時響起機器起網的嘎嘎聲和漁工雨鞋的踩踏聲。

憶起那一夜，王增辛說：「我知道他們又在『洗魚』了！」

海上的「洗魚」和陸地上的「洗錢」概念相似，指的是這批魚由誰、在何地、用何種方式捕撈，無從得知。在海撈的世界裡，受監管的漁船才有漁撈權，有產地證明的漁獲才能進港販售，每一道程序都要白紙黑字，向台灣政府或沿岸國提出申請。但眼前這批未報備的漁獲即將「洗」去另一艘船，出售獲利，並進到消費者的肚子裡。

洗魚的現象，代表著龐大的漁撈黑數。這些在檯面下的不法漁撈行為，正是海洋資源枯竭、生態瀕危的主要因素。

為了確切掌握漁撈的實況，隨船的觀察員得填寫船隻在洋區內的位置、捕魚方式、漁撈數量，記錄各類魚種以及保育類鯨鯊等，完成漁撈日誌。

但問題就出在漁撈日誌的真實性。

看著台灣漁船公然違法、船長對官方觀察員毫不忌憚，王增辛雖挫折但不意外。他在上船觀測第2年就遇到船隻違法洗魚。問他為何不勸阻或回報，他搖頭嘆氣說：「我們回報的資料不是被（漁業署）竄改，就是被鎖起來。」

例如，超過捕撈配額後船隻是否不再撈捕？撈上來的若不是該船隻的目標魚種，是否按規定拋回海中並填表回報？撈上的保育類魚種是否妥善處理？

多位觀察員告訴《報導者》，船長很少拋棄「過撈」或「誤撈」上來的漁獲。觀察員林木添說：「一條90公斤的大目鮪大概就是一台摩托車的價格，怎麼捨得丟掉？」

少數漁船將過撈漁獲非法轉載至其他船上，船隻數量多的船東則會調度船隊彼此載貨；也有轉載中國船上的漁獲到台灣船上，當做自己捕撈的漁獲。這些被視為違規的行為，在茫茫大海裡，太多方法可以規避。

這兩、三年是洗魚高峰期，尤其在大西洋的南非開普敦那裡，違規的漁船和運搬船不少。（漁業署工作多年員工，仍在職。）

觀察員們告訴《報導者》，由於觀察員沒有執法身份，船長敢於一意孤行。常見的做法是船長安排船隻會船，相會時，關掉漁船定位器，讓漁業署暫時偵測不到，或謊報定位器故障。非法轉載速度快，一個網撈上來是兩、三噸，1小時內就搬得完。

事實上，有時連人在岸上的船東，都無法掌握船長的海上行為。一位轉任潛水員的前任觀察員王惠育（化名）指出，「每個船長有自己的私密帳冊（私房錢）。他們回報船東的是一套，回報漁業署又是一套。我就遇過船長釣到單價高的馬加鯊，釣了5條，只回報船東1條，其他4條就透過會船，這邊交魚，那一邊用竹竿把裝著錢的牛皮紙袋遞過來。」

除了過撈，遠洋漁船常見的違法，還包括對混獲上來的海龜或保育類鯨鯊的非法處置。

2012年，台灣為了響應全球對鯊魚的保育，率先推出「鰭身不分離」政策，要求鯊魚「鰭」與「身」的重量比例不得大於5%，而且在2013年7月正式開罰，一旦鰭身分離，會收回或撤銷漁業執照。但多數卸任觀察員說，此政策難以落實，因為部份船長或漁撈長的保育觀念不足，加上鯊魚鰭的價值遠高於鯊魚肉，魚肉太佔空間，船員通常割鰭棄身，留下魚翅。

王惠育曾在中西太平洋執行過鯊魚保育計劃，根據他的經驗，魚艙最上頭擺著幾條鰭身不分離的鯊魚，進港後，由岸上檢查員照張相後便收工走人，但大家沒注意到艙裡藏了許多被割下的鯊魚鰭。在海上岸上都無法監管惡意捕撈，讓熱愛海洋的王惠育說：「我上去兩年，覺得很失望，覺得沒什麼正義感，就決定離開了。」

另一位目前在港口工作的前任觀察員說，「他們（船長）本來很多在做假資料的，我們一上來，做假就有困難嘛，這完全違背他的生存之道。所以我上船時會直白地告訴船長，『你想做任何事都ok，但也要讓我做事，至少讓我拍照、取樣，演完戲大家各自卸妝。』」

海洋巡防總局第五海巡隊分隊長曹宏維告訴《報導者》，目前海巡署與漁業署每年共同執行3次「遠洋漁業巡護」，他們透過巡護船登檢，查察違規。但就像是警察抓違規攤販，曹宏維說，你追他跑，陸上都不一定能抓到，海上現行犯更難抓，再加上蒐證難，進到法院成案的例子更少。他認為：「漁船上應該要派觀察員一艘一艘監督，否則是大海撈針。」

船長對我態度非常冷漠，並限制（我）若非傳送漁獲報告外，不得登上駕駛台，不得使用電話，每週僅准許用傳真機一次⋯⋯本航次混獲偽虎鯨一尾，船長竟完全無視我在場，當場宰殺，只為拔取偽虎鯨牙齒。我跟船長溝通困難故只得拍照紀錄，無力勸阻⋯⋯ （7年半觀察員資歷，已離職）

其實歐盟早在2012年開始，就連續3年追蹤台灣，他們發現台灣並未盡到打擊非法漁撈的責任。於是在2015年10月對台祭出黃牌警告，要求加強監管，其中一項是落實觀察員監理。

現制已運作10年以上，但卸任觀察員以幾乎控訴的方式，向《報導者》揭開遠洋亂象。未來漁業署將每年約要花上1億3,000萬元，擴大觀察員計劃，同時新增「強化國際合作打擊非法漁業」，5年23億元的監管計劃。但，監管不力的漁業署，能進一步落實管理嗎？

事實上，台灣不缺法、不缺制度，只是欠缺監管的決心。除了上述漁獲數字偷天換日，連登船工作者的身份，造假情況也很嚴重。

依漁業署《漁船船員管理規則》，遠洋漁船上的船長職務必須由台灣人擔任，且輪機長、船副等幹部的外國籍比例，不得超過二分之一。但現況並沒依法令在走。

實務的運作是這樣：漁船從前鎮開出，由持有船長等幹部船員執業證書的人上船，經過海關檢驗出港後，船開至小琉球或新加坡，船長、輪機長被「放港」，再由中國、韓國等其他國籍者上船更換。業界稱這個做法為「頂票」，一個人頭的行情約5千元。

頂票是整個漁業界都在操作的事。一位在前鎮擁有多艘鮪延繩釣船的船東告訴我們，光是他近10艘船的船長中，只有兩位是台灣人。

面對人才聘僱未依法規走，漁業署副署長黃鴻燕的回覆是：「法令規定船長一定要是台灣人，目的是希望要傳承，希望台灣漁業至少還是台灣人在指揮。外面有傳說（找外國人）⋯⋯，有可能，但這個被查到是要被處分。」

但離職觀察員說，即便他們目睹冒名頂替的幹部名單，並主動回報，漁業署也很少查明。

除了觀察員制度，漁業署其實握有不少監理工具杜絕違法，卻無法落實。

以漁業署投資高額經費設立的漁船定位系統（VMS，Vessel Monitoring System）為例，每一天，漁業署的台北與前鎮兩個辦公室，有超過10位替代役男及數位全職員工，透過該系統來監控台灣一千多艘出海漁船的船位，確保漁船不在禁漁區、未違規進入他國經濟海域捕撈、沒有違法會船等等行為。

台灣漁船每4到6小時，要回報衛星定位訊號給對外漁協，但弔詭的是，漁業署未選擇即時監控，而是隔天才監看漁協提供的船位報表，追蹤可疑船跡。

副署長黃鴻燕說：「船位定位系統的訊號是即時的，同仁要看，隨時看得到，還可以看到過去幾天的船跡，發出警告。」

但知情人士告知，漁業署並非即時監管，多半是「監控前一天漁船位置」。 他說，漁業署不像警政與海巡體系有24小時的輪值人員，即時監看需要經費，緊急與船長通話的衛星電話，一分鐘得花費上百元。他也指出，歐盟對台發出黃牌後，曾派專人赴台，當歐盟得知監看實情時，曾質疑監管的緩慢，而要求立即改善。

那麼發現船隻異常作業，漁業署怎麼處理？

遠洋漁業管理科助理楊克誠表示，一旦他們發現疑似違規的船隻，會先以平信發函給船東，請船東要求船長駛離該水域；船東必須在文到3日內至漁業署說明，若未執行，漁業署會再發雙掛號信催促。

但從《報導者》拿到的一份公文顯示，漁業署的監管顯得拖延：

◎9月13日：一艘小釣船違規進入菲律賓海域作業 ◎9月20日：發函要求該漁船離開；9月23日該船仍在原海域作業 ◎9月23日：漁業署以電話通知家屬，要求船隻立即駛離。

從發現到要求船長駛離，這中間已過了整整10天。即便基層監管人員再努力監督，冗長的簽核流程已讓監管失利。

我們是一群沒有辦法執法的海上觀察員，我們看到一堆不該看的。幾乎每個人都看過洗魚。（10年觀察員資歷，已離職）

深入漁業署，會發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氛圍。《報導者》採訪漁業署前鎮辦公室當天，替代役和承辦人員已向疑似違規的6艘船主，發出6封雙掛號信。前鎮的公務員負責監管小型鮪釣船，小釣往東南到索羅門、向西到非洲，他們每天的工作就是盯著螢幕，從800多艘小釣船的船位軌跡，查詢疑點。

基層人員即便發現違規船隻，常因漫長的公文旅行，等同在發函警告一項「已完成的違規行為」。

一位小琉球的陳姓船長告訴我們，現在的利潤很低了，加滿油的船開出去就要拼命抓魚，所以他出海時不會理會官方警告，即使回航收到漁業署寄來的雙掛號，他的作法是，「通通撕掉」。

漁業署祭出公權力，業者不太買單。不少船東很會虛與委蛇，交待了事，不但政府難以懲罰，更改變不了非法捕撈的傷害。

此外，基層人員辛苦簽核公文，特別是懲處的公文，也經常被擋下。

目前違反《漁業法》最高罰鍰是30萬元，或透過行政命令連續罰鍰。但任一個處分要成案，從承辦人、組長、科長、單位主管、法規科主管，再送到主秘、副署長、署長，整個流程走完至少要蓋10個章。

一位資深員工說：「私下大夥兒都在抱怨，上頭會以各種理由要求我們重簽，但簽4次被退4次，無疾而終的例子不少」、「每一關都可能把案子擋下來，因為船主和業者會透過立委，直接向官員關說」。

遠洋漁業管理科的楊克誠從替代役退役後進入漁業署，在他身上，看到基層公務員有心執行。我們問他，是否相信上頭的長官會核准他簽上去的處份？他思索幾秒後回覆：「嗯，我相信我們署長！」

受訪的離職或現任觀察員，多數充滿熱情，他們認為如果落實監管，像是善加利用觀察員的第一手紀錄，能真實了解各洋區的魚群生態，也能提供政府政策制訂的線索。

於是我們回頭詢問漁業署副署長黃鴻燕，觀察員的資料是否準確？他斬釘截鐵指出，漁業署絕對不會叫觀察員做假。他說，觀察員是船上唯一中立的角色，資料一定比船長公正，只是不排除有時候有些人為的因素（如沒經驗或與船長掛勾），如果做假，會被撤職。至於觀察員一旦看到違法事件，黃鴻燕說，漁業署會進一步徹查漁船上的異常。

然而，根據長期參與觀察員制度的前員工陳文中（化名）說，漁業署很少進一步調查漁船上的造假，甚至會協助「修正」資料。

陳文中指出，若是漁撈量、海龜海鳥數量過多，署裡會針對明顯高於其他國家的釣獲率，請對外漁協幫忙「修正」、「整理」後，再提供一份全新的數字給國外組織。他說：「為了不讓國際組織看到台灣漁業的黑暗面，數字通常會這麼表現：捕撈的漁獲與年度配額配得剛剛好，撈上的保育類動物則會少報。」陳文中說，選擇離開漁業署是他知道太多祕密了。

我曾在太平洋赤道上下5度的大目鮪魚區，一天看到他們抓超過50隻的欖蠵龜，就是電影《海底總動員》裡的那種。我回報後，署裡不理不睬，上頭的管理者還跟我說：「你這樣我們很難做，你把海龜資料報給我，我也不敢拿到國際上，會被罵死。」所以我開始學乖，到觀察員的後幾年，不管船上抓到多少保育類欖蠵龜，我填寫的數量就是1隻。（7年觀察員資歷，已離職）

有觀察員等各式監理工具，卻執行不力，漁業署是有苦難言或掩耳盜鈴？

專訪漁業署時，《報導者》最常感受到的是，官方和業界都瀰漫一股被國際不公平打壓的義憤，以及保護台灣漁權、不容國際配額被砍的愛國心。

在漁業署一路看著遠洋漁業成長的黃鴻燕說，現在一旦台灣船違規被舉發就是連坐法，所有船隻受懲罰。他拉高些聲量說：「小船大船都是台灣漁船啊⋯⋯漁業署這個管理的位子很難做，因為台灣船太多了，這個位子當然辛苦啊！」

黃鴻燕認為：「（台灣）不守規矩，祖產給人沒收走了，將來就不能再作業，你要從這觀點來看⋯⋯我今天在我這個位置，如果讓它（漁船）亂搞搞到最後，祖產給人家沒收了，誰要負責任？」

維護「祖產」的至高共識，以及不少漁民尚未跟上的能力和觀念，多少造就低報或錯報的文化，也成為官方與業者漠視保育的託辭。

從漁業署預算的分配情況，可以看出台灣始終以「發展」優於「永續」的心態領導漁業。2016年，漁業署近51億元的預算中，漁船用油補貼佔去一半，達25億，遠高過相關的監理、保育計劃的額度。

走向全球的漁業大國，卻有個資源不相稱的管理預算。2016年，漁業署總預算佔農委會1,200億預算裡的4.1%。

資源不足的結果，漁業署經常得搭著業者便車才能見到歐盟執委，國際漁業糾紛也得由船公司的駐外單位協助。這種左手要和業者「搏感情」，右手要對業者「開罰單」，讓漁業署的角色充滿矛盾。

面對無法積極行動的沉痾，專長國際漁業談判的國立海洋大學教授黃向文說，政府的想法經常是60分及格就好，但現在國際標準嚴苛，對一個最大的公海漁業國來說，若只能被動回應，會很辛苦。

2017年1月20日《遠洋漁業條例》將上路，未來的重大違規會處以150萬到4,500萬元罰鍰，相較過去罰款額度3～30萬元，天差地別，此外還有數百條新增的條文與嚴格規範即將實施。漁業署也因應歐盟壓力，2016年開始推動「強化國際合作打擊非法漁業」，但計畫目標仍充滿形式主義的痕跡，包括：觀察員海上觀測任務60船次、掌握漁船卸魚聲明4000筆⋯⋯等。漁業署說已積極宣導，並強調未來一定加強執法。

但台灣始終不是沒有法令。與中西太平洋島國觀察員的執行力相比，差異在執行的決心。

台灣最大的民間造船廠──中信造船，旗下船隊長年在密克羅尼西亞等島國經濟海域捕魚。中信漁業部專員黃種智比較兩邊觀察員後說：「他們（島國）權力很大，他們寫的東西是真的到下一個港口就能扣船的東西，你（台灣）寫了是給自己看而已，誰會去執行？違法，然後怎樣？你會重罰嗎？罰2萬？罰10萬？這些錢船東怎麼會有感？」

而中西太平洋島國吉里巴斯的觀察員南陶卡納（Tamaria Nantokana）接受《報導者》採訪時說：「政府對我們的支持是讓我們做各種紀錄，特別是能得到罰鍰的那種。」

翻開漁業署的法定預算書，每年因《漁業法》收到的罰鍰約在1千到2千萬元之間；但在太平洋島國，不論是錯誤的漁撈日誌、過期漁業證照，船長和漁船都可能被長期扣留，而捕撈一隻鯨魚開罰的金額甚至達100萬美金。而這樣的重罰，不論島國是出於生態保育或罰金利益，都讓業者上緊發條，加強訓練漁工，避免以身試法。

永續漁撈是未來趨勢。從觀察員的眼中看到的漁業真相，殘酷赤裸，他們對官方一再坐視遠洋上頻繁發生的洗魚、違規、造假的文化，感到憤怒。

面對即將上路的新法，台灣能否擺脫過時的漁撈文化、整頓充滿造假與虛應的監理，漁業署能否擺脫與企業密不可分的共生關係⋯⋯，這將影響台灣遠洋漁業的存續以及在世界舞台上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