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讀台灣藝術大學雕塑學系的小青（化名），控訴2020年在一場餐會被系上A老師性騷擾，但藝術圈靠人脈、靠彼此的風評打探，加上A老師在圈子裡很有話語權，讓她只敢把經過跟親近的友人說，即使寫在Facebook上，還是不敢提及老師的真實身分。

「我那時候很怕被他報復。寫文章只是希望身邊的人警惕，這個人會做這件事情，已經不是傳聞了，真的已經有人受害了。」

時間拖著拖著，小青以為自己錯過了要求正義的期限。直到今年#MeToo風潮掀起巨浪，她決定再次投稿到匿名的Facebook粉絲專頁上；經人提醒，小青才得知學校的性平申訴並沒有時間限制。

從事發到推開性平會的大門，小青走了將近3年的時間。出發前，忐忑的她光要按下撥給性平會的通話鍵，就在鏡子前深呼吸好幾次，她擔心在學校裡遇到A老師。同學說，老師已去警察局報案，主張網路匿名貼文是妨害名譽。

現今具備完整程序的校園性平制度，是建立在1990年代末期，台灣校園一連串性騷擾事件而激起的波瀾，各大學性別社團與婦女團體發起反性騷擾社會運動，促使政府於2004年通過《性平法》，開啟校園性平機制從無到有的轉捩點。

在此波#MeToo中，各大學性平會陸續開始調查被指涉教師之性平事件，依循的即是《性平法》不限時間、任何人都能檢舉的高度彈性。各校性平會紛紛展開調查程序：

現任政治大學性平會學生委員、政治學研究所研究生黃承瀚在性平會舉行會議前，接受《報導者》採訪表示：

「若無人檢舉到性平會理論上不能成案，但法規有說，如果事件已經上新聞或已被廣泛流傳，性平會本身可作為檢舉人，開啟調查。就我所知，現在有關政大的兩個案件都在調查中，還是期待能有人願意出來提供證據，告訴我們發生什麼事情，可以更好做判斷。」

除了陳芳明案，政大另一案是有訊息截圖的台文所副教授紀大偉，相較清大對王丹事件採取明確的調查與處理程序，校方並未主動對外說明，僅以「依法秉公處理」回應媒體詢問。

「最大的差別是，清大有很明確的受害者出來，可是政大只有傳聞與截圖，即使實務上已經開始進來（性平會）審理，為了避免未審先判，不能明目張膽說我們要調查，」黃承瀚說，「在這麼幽微、權力不對等的環境下，考量學業與前途等等因素，當事者選擇不去性平會申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不覺得學校裡面這麼太平，目前看起來只有兩件疑似師對生事件，但我覺得一定更多！」

從數據上來看，以占整體通報量最大的「性騷擾」為例，近10年來大專院校通報數成長3倍，於2022年創新高達1,280件，然而經過調查後屬實的被害人數未明顯成長，每年平均維持200～300件之間，而其中大部分樣態為「生對生」。

「現在國家政策是寧可多報，也不要出了事發現沒報，所以通報量大量膨脹，但很多都沒有進到調查程序，或誤會一場，這其實也是一個問題。」羅燦煐解釋，但就算有這些統計，可能都無法反映台灣的真實情況：

「看到的數字是被害人申訴或有人檢舉，我個人推測，如果做一個比較大規模的學術調查，個案數可能會多很多。」

在校園性平機制中，通報只是第一步，收到案件後，還要由輪值委員書面審核，認定為性平事件，才會委託調查小組，實際進行調查，在2個月內完成報告後，送交性平會討論決議懲處方式。由於教育部僅公布調查後屬實案件，我們無從得知每年（在初步審核篩選後）實際進入調查程序的總案量，但從台大與政大的實務經驗中，近年的性平調查案件不停成長。

「一、兩個月一次的性平會議裡，都有近20案要審查，案件量遠超過人力負荷，」黃承瀚表示，為因應案量不停增加，政大性平辦公室不只變大間，專任行政人員也從1位增加到2位。台大每月則有10多件性平事件待處理，性平委員也感到吃不消。台大性平會學生委員、社會學系學生余東栩提到：

「行政幹事跟我們（委員）都心力交瘁，預算與能量常消耗在個案調查，難以追蹤個別事件的後續處理和輔導情形，也很難做到前端的（性平）教育工作。」

由於性平事件全程保密，並無客觀資訊能得知大專院校具體的案件樣態，然而根據教育部初步統計，近年大專院校性騷擾屬實案件中，最常見的樣態為肢體碰觸、語言書信簡訊、偷窺偷拍。

最大宗的學生對學生的性騷擾中，偷拍是各校都明顯觀察到的顯著樣態。「幾乎每次性平會審查都會有偷拍案件，而且並不如傳統想像，異性間反而很少，常常是同性在廁所隔間偷拍，委員也難以釐清個別的動機，受害同學則很恐懼影像已被存下來或外流，」黃承瀚說。

清華大學物理學系教授兼諮商中心主任王道維觀察，性平通報的數據節節升高，反映出性平意識的確在提升，未必是壞事。

「這幾年偷拍案真的特別多，我建議要把懲處的程度提高，因為用手機拍一定是刻意的，不會隨便就拍，一定是做了某件事、在某個角度、某個時間。而且當事人一定都知道不應該這樣拍的，不能假設還要去教育學生不能偷拍，」王道維說，與政大的經驗類似，清大許多個案發生在男生宿舍甚至性別友善廁所，「男生要到女生宿舍拍是比較難的，女生彼此間想這樣拍的動機也少。大家在男生宿舍，相較起來比較鬆懈，像是廁所或浴室，沒這麼注意門板或隔板上下的空隙。」

曾參與校園性平案調查、擔任行政院性平會委員的政大傳播學院副教授方念萱指出，目前校園性騷擾許多為「複合式」，以「線上到線下」為例，行為人可能先成為當事人的Facebook好友，再鎖定對方出現的打卡地點進行搭訕，從而騷擾。

相較普遍的生對生，師對生性平案件長期以來卻因種種原因，案量難以反映實際問題的程度。羅燦煐坦言，這其中可能存在比較大的黑數。

曾對性平會運作做過深入質性研究，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兼學生諮商中心主任廖珮如分析：

「整個機制建在學校的行政體系裡面，從行政人員到老師互相形成某種利益結構，有很多小小的操作細節，端看學校制度完善程度與行政單位之間協調與否。重點是整個過程高度保密，外部很難監督。」

廖珮如以師對生性騷擾為例，同事之間會擔心經手的承辦與主管洩漏身分，難以保障通報後處境；對學生而言，承辦的行政人員與加害的老師，也可能是熟識或合作對象，「很多的沉默是學生清楚整個權力結構，選擇不申訴；有一些是老師知道結構就長這樣，講了會害到我自己，也幫不了學生，」廖珮如指出許多師對生案件難以浮上檯面的結構性因素。

即便受理並開啟調查，大學性平會也常在處理過程中產生爭議。近年有躍上新聞的案例，包括2017年政大女學生在調查過程遭受二度傷害，2021年、2023年分別有政大與台大學生不滿性平會對性騷擾不成立的決議。如今6月#MeToo風潮中，則凸顯出縱使有過性平調查──包括台師大副教授陳永龍以及南藝大前教授蔣伯欣，也會因資訊不透明或無具體處置，讓受害者長期得不到公正的答案。

黃承瀚道出他參與性平會審查的觀察：

「我們在做這些事情（指性平調查）常常會觸碰到同學痛處，有時候調查委員沒有搞懂狀況，不理解為什麼同學感到受傷害，常直接問道，為什麼要經過那邊？為什麼不打電話報警？為什麼要去玩那個（在其中受到騷擾的）遊戲？出發點肯定不是要檢討受害者，但對聽的人而言卻感到被質疑，成為二度傷害。」

台大性平會的學生代表每年都要改選，但各學院教師代表經年累月常常是同一群人，無論性平意識高低、參與熱烈與否，進到性平會後都是「一人一票」，反倒成了校園民主弔詭之處。余東栩發現，很多教師委員參與程度並不高：

「可以想像老師百般不願意的心態，他們覺得性平委員是個爛缺，又一定要有人去，去之後也不想幹嘛，沒有什麼想法，就坐在那邊聽，開會、吃便當，他們常覺得學生委員太過積極，很像來找碴。」

方念萱直言，性平委員一職在多數教職員眼裡「辛苦且難為」，除非被指派，否則都得靠熱忱撐著。對身兼教職的委員而言，教學、研究，課餘再協助學生求援，幾乎分身乏術。為了調查性平事件，教師必須趁下班後審慎安排當事人的時程與空教室，行政流程繁重，方念萱說，「有次我和最後一名學生談完，才發現已經晚上11點。」在時效、案量、工作量三方交織的壓力下，發生當事人不滿性平委員的處理過程，並不令人意外。

「我們（性平調查委員）不像法官或檢察官受過嚴格訓練，標準很浮動，有些缺乏證據，我以無罪推定覺得很難成立，但有委員可能直接有罪推定，尤其男對女或師對生案件，認為當事人有創傷反應，就要成立。」

在繁瑣且不斷轉手的行政流程中，性平會的運作機制很難擺脫人為的干預色彩，達到公正與獨立，加上所有經手者皆要簽署保密條款，原意為保護受害者，反而使得其難以接受外部監督與檢視。因此在某些學校裡，私底下會形容性平會像是「東廠」，成為老師之間的鬥爭工具；也曾有某大學性平會主事者形容為校園裡的「扒糞」單位。

廖珮如認為，唯有跳脫現行學校行政體系、由公正第三方審查，才能真正建立性平會的公信力，但短時間內達成此目標不易，現在能做的是在建制化的性平申訴管道之外，提供更多元的民間資源，如勵馨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等。

回到《性平法》的最初目的，王道維指出：

「性平會不只是一個仲裁機構，是基於教育目的。處罰或是做調查的目的，除了希望呈現真相，讓被害人得到正義的安慰，也要讓行為人覺得，他是有機會挽回的。教育是希望你到畢業之前，雖然經過這件事，但至少學到一些東西，以後不會再做。」

王道維強調，如果懲處過於嚴格，甚至讓學生「社會性死亡」，那很容易讓大眾把性平會當成是一個敵對的對象，彷彿只是個「政治正確」的產物，反而沒有幫助。

坐在性平會的沙發上，小青沒想到她會哭，自事件發生以來，只有憤怒，未曾想到還有更深的恐懼：「我很怕即便性平會說會保密、會給學生庇護，但他們會不會講出去，或是哪裡又有他的線人？」學校祕書鼓勵小青要堅強、別害怕，雖然事發當下太匆促無法蒐證，但只要有目擊者願意出面作證，案件很有機會可以成立。祕書抽了幾張衛生紙遞過去，繼續詳細說明後續流程，包含預計花費多少時間、保密的原則、日後調查會議如何進行。

小青知道，司法上誹謗或妨害名譽的陰影可能持續跟著她。《報導者》致電A老師，其委任律師主張A老師未對學生做出任何性騷擾行為，小青的控訴並不屬實，已至地檢署提出刑事告訴，一切靜候司法調查。

即便如此，小青仍決意踏上這條路。讓她在風雨裡生出信心的，是朋友的力量以及前年親人的驟逝。忍著悲傷的她說：

「人生很無常，該做的事情就要去做，既然如此，我想用我的能力，為社會和這個圈子做更多的事情，我想要盡我所能，去嘗試改變一點什麼，我不知道可以做到多少，但我會盡力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