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排灣族的Pulima──專訪國藝獎原住民得主撒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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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4日17:00更新】

2021年12月16日和12月19日,社群媒體平台分別出現兩位女性對國家文藝獎得主、排灣族藝術家撒古流的性侵指控。由於撒古流在2018年被頒發國家文藝獎,更在今年台北市立美術館主辦的2022年「第59屆威尼斯國際美術雙年展」台灣館,獲推舉為參展代表,2021年12月20日傍晚,數個婦運團體呼籲需重新檢視撒古流的代表資格,並要求政府部門面對嚴正的指控,要釐清案件始末、還原事情真相,甚至重新追回先前的文藝獎項。

北美館在20日傍晚5點半左右發表聲明,表示「由於台灣館藝術家撒古流之代表性引起外界疑慮,本館目前正密切關注此事並釐清中;在事件尚未明朗前,台灣館相關展務將先行暫緩。」而國藝會則在20日傍晚6點半左右發表聲明,表示在尚未充分釐清之前,可否撤銷國家文藝獎得主資格之問題,因國家文藝獎之評選與頒發係依「國家文藝獎設置辦法」辦理,現行辦法中並無撤銷獎項之機制,本會擬將相關議題提請董事會討論。

事件持續擴大、發展,除了有不同受害者出面指控,與撒古流合作的不同機構也陸續發出聲明,《報導者》整理各方發布聲明如下:

  • 12月21日,國際知名五年展──德國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 15)針對撒古流性侵指控在官網發布公告,將暫緩其參與第15屆文件展,持續釐清真相,未來將根據新發現事實提出相對應的聲明。
  • 12月23日,名為「Sakuliu工作室」的Facebook專頁,發布署名「撒古流.巴瓦瓦隆」的4頁「聲明書」,強調「本人並沒有網路文章所指控之行為,過程、細節之部分,本人將留待在司法機關調查時詳細說明。」聲明書中同時表示,將繼續為國際展覽準備,「至於因為輿論要求主辦機關應該停止展覽和贊助,是屬於北美館和國藝會主辦機關之決定,本人無法再作任何回應。」
  • 12月24日上午,台北市議員黃郁芬召開記者會,與受害者律師共同公布錄音檔內容,指撒古流及其親友假借北美館之名施壓受害人,欲逼迫其簽下和解書。同日稍晚,北美館另發聲明,澄清館方絕無參與施壓,聲明中並指出,北美館已同步成立專案諮詢委員會,由台灣館藝術家提名委員代表、性平專家、律師與館方代表,共同商議後續事宜,並表示此案已由屏東地方檢察署主動偵辦。
  • 另一方面,女藝會也發起連署譴責性暴力行動,首日已有至少600位藝文界人士響應,以下為其訴求: 一、性暴力不該被容忍,相關暴力、歧視、騷擾行為在任何族群、性別、職業身分間,都應受到最嚴厲之譴責。我們在此表達對受害者們的同理與支持。 二、承上,我們呼籲撒古流・巴瓦瓦隆誠實面對事件,具體說明事實。相關人士避免再次譴責受害人、忽視性暴力相關之惡行,甚至成為共犯結構的一環。 三、在釐清撒古流・巴瓦瓦隆是否應負起社會與法律責任前,我們拒絕一切與其有關之合作,期望藝文產業積極介入,藝文產業應創造平等環境,不應容許各式性別、權力上的暴力與壓迫。​

《報導者》此篇文章撰於2017年,為國家文藝獎得獎名單公布後的訪談。此處的文章為已發表的歷史檔案,故《報導者》不做任何的內文更動,僅加上此處前言、各方聲明整理,幫助讀者了解後續的爭議。日後若有新的事證與結果,《報導者》也會一併補充。

一個57歲的男人,會有幾種身分?

來自達瓦蘭的撒古流・巴瓦瓦隆(Sakuliu Pavavalung),有個令人意外的答案。

燙紅的落日面前,他一邊生火,一邊一筆、一筆雕刻。這個背靠排灣族聖山「大姆姆山」、俯瞰高屏平原的位置,33年來,是工作室、是畫廊、也是咖啡店。撒古流自己,也從水電工、公務員,變成了剛出爐的國家文藝獎得主──國家文藝獎美術類首度頒給原住民藝術家。

幾個年輕人在他身後忙進忙出,一件件作品搬,把卡車塞的滿滿。再過幾天,是撒古流一家三代、四口,第一次的家族特展。若從車上的展品回推,撒古流的身分有作家、畫家、雕刻家、陶藝家,有的作品無法搬上車,像是在司馬庫斯,以古法、石板建成的部落學校台灣第一座石板屋教堂,或是第一個以原住民文化美學打造的鄉公所,這些,又給了撒古流建築師、社區營造、城鄉文化講師的身分。

家族特展的展品還有文件。「原住民藝術發展年表」上頭,有太多藝術家是撒古流的學生了,他於是又成為老師,或者,如他形容的,「生產水滴的人」。

「要讓大家知道,這些(發展)不是憑空而來的」,他特別要求在年表上註明哪些藝術家上過他的課,因為開課30年之後,他不只是「作杯子的人」,而是讓祖靈的智慧,如水般長流、滋潤更多生命的「水滴生產者」。

眾多身分他只認「Pulima」

彷彿這些身分都還不夠。另一種年表上,26年前,他是「山胞十大傑出青年」、「台灣省山胞專業人才」,26年間,「山胞」慢慢變成「原住民」,直到12月5日,國家文藝獎宣布,不見原住民三字,他是「藝術家」,撒古流。

一個57歲的男人,背著兩隻手數不完的標籤,但他心裡的身分只有一個,「Pulima
排灣語,「多手」之義,意指巧手之人。
」。

「排灣族根本沒有藝術家這個字,只有『Pulima』(多手),也沒有藝術品,只有『Lalang』 (美的事物)」,撒古流解釋,巴瓦瓦隆家族,在部落裡的分工是「Malang」,是「美的釋放」,一家子從曾祖父到撒古流的兒子,雕刻、繪畫、紀錄片等,他們都是美的釋放者。

「你看石頭是石頭、木頭是木頭,我們是看到它們的靈魂,從石頭雕刻出一隻豬、一隻鹿、一個獵人,那就是(美的)釋放。」撒古流於是說,人們口中的他的「藝術」,其實就是生活,從生活裡頭釋放出美,「(我們)不是承載單一藝術的人,承載的是人、生活、環境。」

撒古流第一次從生活中驚人的釋放,是他18歲,在部落當水電工的時候。

作為40年前的水電工,撒古流跟著電力、現代化的腳步,在山林裡頭穿梭,一台摩托車「噗、噗、噗」在部落之間,點亮了燈。那時的撒古流看見的不是進步,而是環境中的「美」的消失。

像是被稱作「祖靈的居所」、「文化的子宮」,被視作排灣族三寶之一的陶壺。

他以水電工的身分在不同部落之間出入,發現能夠燒製陶壺的長輩越來越少,陶壺一個個被平地的商人買走,做法跟著消失,他用工作之便,探訪每個家中擁有陶壺的家庭,從樣式、圖紋、在各部落文化中的角色,一一記下,衍伸出的疑問再靠著探訪耆老解答。無法想像代表著家族傳統、歷史的陶壺從部落中消失,撒古流在水電工的工作之餘,試著重建陶壺的製作,甚至文化的保存。

他看陶製的書,他到台灣各製陶城鎮考察,分析從部落裡頭搜集的古老陶片,最終以南投找來的陶土原料、引進電窯取代柴燒,竟從文化探索一步步走向文化重建,當他帶著自己製作的陶壺再訪耆老時,讓耆老大吃一驚,也證明了他「多手」的天賦。

陶壺的出現不只是排灣三寶的再製,而是讓生活中再次出現陶壺,出嫁時有陶壺,各家族有代表自家階級、歷史的陶壺,讓文化不至於死去。為此,部落甚至同意讓撒古流以「小陶壺(Reretan)」為兒子命名。

讓自身與周遭的人、生活、環境相連,多手撒古流,以水電工的身分緊貼著部落文明與「現代化」社會相遇的腳步,陶壺復興,是18歲的他交出的「作品」。「陶壺是做出來了,但裡頭沒有靈魂」,撒古流回憶,這個念頭,讓他以考古的方式,一路從創作往源頭探索。

至今,原住民部落文化的失去從沒停過,他的作品,也沒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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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古流
原住民部落文化的失去沒有停過,撒古流的作品,也沒停過。(攝影/王文彥)

1984年,24歲的他成立工作室,將自己保存的、復興的文化、技藝,向外傳承,並且培育更多木雕、石雕、陶藝人才。1988年,他提出「民族學校」,從部落裡開始教育改革。1991年開始,撒古流踏進石板屋的研究與重建,完成了第一座石板教堂。1998年,在台灣社區營造尚未萌芽,他出版《部落有教室》一書,「老人就是一本書,而原鄉的動力,是菁英要回來。」他說。

「只是理論,太模糊,我必須靠著實踐,來讓大家知道那是什麼意思。」撒古流一邊靠著自己的藝術創作謀生,一邊試著與文化的褪色對抗。

從帶著現代化進部落的水電工,撒古流的身分,一步一步跟著身邊的環境轉變而動,成為從技藝、教育系統重建,到空間、部落經營,擁有完整理論的原鄉文化復興先鋒。採訪前,他才從布農族的文化保留現場上完課,從司馬庫斯、太巴塱、達娜伊谷甚至馬祖,也都有撒古流擔任顧問、教師的身影。

族人與他之間的那道傷疤

危機與轉機,在2009年八八風災,一起降臨達瓦蘭。

當時,作為重災區之一的達瓦蘭,面臨遷村的命運。對部落的人來說,這場走山,是民國60年來政府不斷開放部落周遭砍伐林木資源的結果,要重新開始,他們試著不再重蹈覆轍。族人全體投票支持撒古流,擔任重建委員會的總召集人。

第一次,「部落為教室」的理念,終於可以在家鄉實現。撒古流立刻做出了新家園的模型,包括穿山甲造型的集會所、民族學校,以及整個部落以石板蓋成的建築,「如果實現的話,就是現在每個人都在講的綠建築了。」當時的規劃,從建築材料的採集符合生態承載量,且建築居住舒適、低耗能,都是依著山上資源有限的條件而設計,最重要的是,在重建的過程中,「部落的人會重新了解自己的土地、文化,會有向心力,也會重新學會傳統禮讓我們生存的技能,這樣不是很好嗎?」

那模型,前總統馬英九是看到了,並且承諾放寬法律限制,務必使其實現。

沒想到,接手的各級公務員卻放下了總統的承諾,紛紛「依法行事」。

「蓋一個石板屋,我要坐三次牢。第一次我開墾,你說我濫墾。第二次我要石板,我採石頭,你說我濫採。第三次我要雕刻,我採木頭,你說我濫伐。為了傳承傳統文化,我(願意)坐牢。」撒古流說。

一邊是現代法規的限制,另一邊,是他口中的「人情的強暴」。

「那是沒辦法阻擋的,給你幾億,說是我們這些愛心人士給你的,要替你買衣服,買一件衣服給你,你不要給我鬧。不管size合不合,你給我穿就對了。而且告訴你的就是你的『父母』,政府啊,他們不是『父母官』嗎?」撒古流口中的衣服,便是部落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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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古流
2009年八八風災,部落受創,重建時期,撒古流主張「部落為教室」理念以為會成真,最後卻落空。(攝影/王文彥)

當時,慈善團體挾著社會龐大的捐款,主動提出開闢大片永久屋的方案,從地點、格局、社區的設置等,都與部落意志有所出入,甚至,讓三個不同的部落,最終住進同一社區。如此提案,卻是政治人物眼中的救急良方,為了安撫民意,便快速地答應了永久屋的設置。

「你為什麼不把布、針線準備給我們,給我們自己做山地衣服呢?慢了一點,但繡的過程有微笑、有合群,有共患難、共分享,一棟房子是很多人去幫忙蓋出來的,而不是我們的謀生能力你都給我否定掉⋯⋯。」

一連串會議之後,政府拿出的遷村方案,族人只認得出穿山甲外型的集會所,撒古流的承諾呢?背上利益輸送之名,撒古流在會議上被部落除名,從此他不再是總召集人,他不代表部落。因為他的承諾全都落空。

撒古流選擇離開。

他說他只能離開,「你不抽離,會很困難。」他在台東都蘭的工作室、在高雄美術館駐村,繼續創作,台灣各地也有演講、培訓的邀約,他離開部落,卻繼續一樣的工作。

透過紀錄片《排灣人撒古流,十五年後》,他回顧遷村過程與族人的折衝,如今,部落已經搬進了永久屋,那座邊重建、邊復興部落文化的模型,既是他與族人共同的未竟之夢,也成了彼此間的傷疤。

他指著我們旁邊的那棵樹,說他自己。

「你看那棵樹,你看過他斷過幾個手臂嗎?你看不出來,他喊過痛嗎?他會復原啊,隔年之後那個傷疤會復合。」撒古流說,樹是他永遠的導師,最美的樹,是被最多颱風蹂躪過的那棵,越禁得起批評的生命,也會越美。

最邊緣的末梢其實最有利

20年前,他出版《部落有教室》,倡導菁英回鄉、成為原鄉動力,2009年八八風災,他錯失實踐理論、重建部落的機會,2015年底,在部落走進永久屋4年之後,他推出「末梢枝葉特展」。

「樹梢,是日出太陽最早曬到的地方,是日落最後照到的地方,是強壯的千年老鷹最理想築巢的地方,也是小老鷹起飛的地方,是夜間星空降落露珠最豐盛的地方,也是清晨蝴蝶採露珠最豐盛的地方。」撒古流解釋。

「原住民族,末梢民族。」他停了幾秒,「樹的邊緣,就像現在原住民在社會的邊緣,但這邊緣不是不好的地方,其實是很多有利的位置,尤其對人類來說,原鄉有很多有利的條件,綠建築、慢活、環保,原住民最多這種知識,那是人類最優等的位置,我們過去用悲哀方式來說原住民的邊緣位置,而忽略了我們其實擁有最好的。」

從《部落有教室》到「末梢枝葉」,是從國民教育的反省到鼓勵新一代原民的自信與返鄉,他越說越激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末梢位置,你找過嗎?你想過嗎?或許這個末梢位置是被你最瞧不起、被你認定最落後、被你認定沒有可能性的(的地方),但往往那就是你的末梢,是你最有利的位置,」他承認,就像是20年前談部落教室,末梢理論在許多人的耳裡,還是太不切實際。但他反問,「到底有多少人可以去照顧自己民族的哲學?或許他會去相信亞里斯多德的哲學,而不是排灣族的,這是很困難的地方。」

來自四百年部落的撒古流,名字Sakuliu是排灣語「箭頭」之意,是當兩軍僵持對峙時,起身衝出去的人,背著這個名字,也背上了使命。過去,人們稱他為「排灣族藝術家」時,他處於原住民文化及主流文化的交流與衝突之間,如今,「藝術家」撒古流提出的「末梢枝葉」,指的豈只是原民在都會與原鄉間的選擇,全球化之中,誰不該尋找自己的末梢呢?

從18歲的水電工到57歲的國藝獎得主,人們給他的身分一個換過一個,陶藝師、雕刻家、畫家、作家,標籤背後的撒古流始終是Malang家族「美的釋放者」,是部落中能夠傳承文化的多手,始終是那個騎著摩托車,看著電力走進部落、部落卻隨之一點一滴崩解的末代靈媒之子。

從陶壺、雕刻、石板屋到部落再造,人們試著以他的作品為他歸類身分,但事實上,是那些未竟的作品,決定了多手的下一步。

如何把末梢之美釋放出來,他說,一直是祖靈引導著他,「現在得了這個獎,我只看到要扛起的壓力跟責任,別人會說你憑什麼⋯⋯我要拿出那個本事來,不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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