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校通報的未成年懷孕學生，每5人就有1人休學，但還有更多「家醜不外揚」的黑數。在政府強化支持資源5年後，我們發現友善小媽媽的校園，不是做不到、只是「不敢說」…

參加示威後，我跟幾位手足來台灣避一避風頭，後來發現自己上了黑名單，回不了香港。2020算是我人生故事真正的開始，就像故事的主角，主任務是在困難中活下去，疫情則是任務的旁支，我要不繞開它、要不打敗它。

死刑和無期徒刑的界線在哪？「教化可能性」如何陰錯陽差成為最大爭議？《報導者》爬梳歷年判決書，描繪在民意與國際人權趨勢中，死刑的邊界在不同的張力間拉扯、變化⋯

去年底師培生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提案，希望政府能給予實習津貼，主張經濟背景不該是「出師」的障礙，也期待180天的實習能有更好的規劃、而不是淪為打消教育熱情的階段。究竟半年的教育實習，發生了什麼事？教育部能正視這個問題嗎？

疫情指揮中心推出「天網」（電子圍籬2.0），成功揪出數名參加跨年活動的違規者，究竟這套系統怎麼定位個人位置的？又為何會引發人權、法源依據的爭議？

無論是決定離開、復合、猶豫是否求助，都是家庭暴力受暴者的可能反應。目前的家防系統，是否能給予不分性別的受暴者足夠能量、做出關鍵抉擇？

《家暴法》實施23年，不但實務上愈來愈難界定被害人與相對人，以女性經驗出發的政策設計，常讓男性比例較高的「相對人」感到格格不入、排拒社工服務，暴力無法斷根⋯

洪當興在法院前撞死前妻與律師，震驚社會；更一審法官首開先例，欲聆聽加害者與受害者家屬聲音，進行兒童最佳利益鑑定，也重建洪當興的人生。這一切能開啓修復之路嗎？

台灣以在醫院「監護處分」作為刑罰之外預防精神障礙者犯罪的手段，但成效卻不符社會期待；日本則以「復歸社會」作為處遇核心概念，這個制度如何運作？能否成為台灣改革借鑑？

經常師法日本社福經驗的台灣，從「相模原障礙機構殺傷事件」的教訓中，或許也該取經日本支持重度智能障礙者於社區自立生活的實例，提供台灣的智能障礙者與家屬另一個生活型態選擇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