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週年

人物專訪》當家園成戰地

香港攝影陳朗熹:暴力之外,這場運動有和平有愛有勇氣,我要拍下來

今年5月在台灣舉辦香港反送中攝影作品展的香港攝影師陳朗熹,他手持在運動中被賦予象徵港人新意義的Pepe蛙。(攝影/楊子磊)

反送中運動,對於許多香港攝影記者是前所未有的經驗。過去他們拍攝商業新聞的金融中心,如今有槍、有炮、有煙、有火。他們不是抗爭者,卻參與了每一場衝突前線。身處第一線,即使這些攝影記者對眼前景象感到悲傷,還是得將情緒抽離,繼續對焦每一個真相,拍下每一段歷史。

《報導者》專訪今年奪得香港《前線・焦點2019》新聞攝影比賽年度圖片、台灣新聞攝影大賽突發新聞類優選的攝影記者陳朗熹,談他過去一年所目睹的戰地家園。

不過是4年前,22歲的陳朗熹剛踏入新聞攝影這一行,就見證中共對香港逐漸升高的控制。香港立法會議員宣誓DQ(取消資格)風波、本土派政治人物梁天琦被抓等事件,一度讓他為強烈的無力感所苦,甚至選擇自我放逐一陣子,幾乎一年沒有拍照。

直到2019年6月9日100萬人的反送中和平示威遊行開始,他被無數香港人感動,內心的熱情與使命重燃,持續記錄現場,現在密集與《報導者》、《彭博》(Bloomberg News)等外國媒體合作。

過去一年,是所有香港記者長期記錄重大衝突事件的一年,他們所看到的不只是新聞現場,更是家園的轉變。當家園被戰火摧殘,他們的記錄,對香港甚至台灣的未來,會帶來什麼影響?

以下為陳朗熹接受《報導者》專訪紀要,以第一人稱口述方式呈現。

(去年)6月9日那一天,應該是我第一次採訪這麼多人的遊行,遊行的人從3點走到10點才走到終點。那一天在整個運動過程裡是很特別的,因為從6月9日到現在,整個運動只有那一天,所有示威者都穿白色衣服,沒有穿任何防護裝備,連口罩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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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9日,上街反對港府修改《逃犯條例》大遊行的百萬香港人。(攝影/陳朗熹)
2019年6月9日,上街反對港府修改《逃犯條例》大遊行的百萬香港人。(攝影/陳朗熹)

6月9日與之後的天差地別

我記得那一天有個很有趣的對話,通常香港遊行時,警察不會開放全部路線給市民走,因為要保留一、兩條緊急的通道給警車跟救護車通過。但是那一天因為太多人了,示威者不願意慢慢走,所以都跑到被封的路上,跟警察有一點碰撞。那時候我在警察旁邊拍照,我的袋子放了一個護目鏡,以前在衝突期間,我們會戴那個防止胡椒噴霧。警察看到護目鏡就跟我說:「哇!你這個東西很誇張,收起來啦!」他的意思是說不用那麼誇張,因為他們不會有衝突。一年前,示威者可以這樣靠近警察,那時候沒有人會叫黑警。沒想到,從那天以後,衝突每天都發生。

6月12日,第一發催淚彈射出。以前去拍雨傘運動的時候,印象中3個月的雨傘運動,只放了一天的催淚煙,所以我對那個味道沒有很多記憶;但是我在6月12日聞到的時候,我就覺得那個感覺回來了。

這個運動對全港的攝影記者來說都是很獨特的。運動爆發前,香港原本是很和平的地方,我們就是拍記者會那些很無聊的東西,從來沒拍過這麼大、這麼長、強度這麼強的事情,應該很少人有經驗。完全想不到有一天跑新聞會好像跑戰地一樣,我是萬萬沒想到香港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記錄抗戰,也是長期的體力消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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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的港版「敦克爾克行動」:示威者發起「機場交通壓力測試」,機場快線因衝擊停駛。為了避免被警察抓,眾多示威者從機場走20多公里回市區。消息傳出後,民眾出動5,000台私家車前往「義載」接送。(攝影/陳朗熹)
9月1日的港版「敦克爾克行動」:示威者發起「機場交通壓力測試」,機場快線因衝擊停駛。為了避免被警察抓,眾多示威者從機場走20多公里回市區。消息傳出後,民眾出動5,000台私家車前往「義載」接送。(攝影/陳朗熹)

一般來說,攝影記者拍攝前會預估運動可能怎麼發生,找到好的故事跟角度去做新聞,但是從7月1日以後,每個星期六、日都有事情發生,你基本上是沒有時間概念的。你沒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9點、12點那種時間概念,因為你每天可能是中午12點出門拍照,拍到晚上11點,然後把東西處理好就睡覺,明天中午12點再起來。8月的時候,他們是平日也出來,今天去觀塘,明天去沙田,基本上沒有時間想,直接出門就好了。

體力的要求也很高,有很多很累的時候。7月1日示威者衝進立法會那天,我從凌晨5點起來工作,一路拍到晚上12點。那一天很熱,30多度,我覺得我快死掉,然後進去立法會會議廳,我拍了一張示威者在立法會牆上噴漆的照片之後,已經沒有力氣再拍其他東西,我就跟其他同業說我動不了,直接睡在記者的休息室裡面。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9月1日的「敦克爾克行動」。那天示威者希望癱瘓香港國際機場,大概有10萬人去機場後,警察就要發動包圍,示威者於是向外逃。那個時候已沒有地鐵和其他安全交通方式,大家就用走的,往市區裡面走。

那段路途加起來大概是30多公里,當時我就想要不要跟著走,一方面我很擔心拍不到東西,另一方面又怕錯過很多重要的時刻,最後還是決定要跟著示威者走。跟著走的攝影記者不多,可能只有5、6位。那是9月的夏天,身上只有半瓶水、沒有吃的,於是我開始算,如果要走20公里,每公里可以喝多少。最後我們這群攝影記者是平安抵達,但走到最後,體力已不夠。那應該是我人生走最多路的一天。現在回想起來,那次的決定其實是很恐怖的。

要先保護自己,才能在「戰地」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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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示威活動現場採訪拍攝,面對港警喝令的攝影記者。(攝影/陳朗熹)
在示威活動現場採訪拍攝,面對港警喝令的攝影記者。(攝影/陳朗熹)

香港攝影跟外國的攝影記者在現場記錄有滿大的差別。現場的攝影裡,7成是港人,3成是外國人──可能是《美聯社》(AP)、《法新社》(AFP)、《路透社》(Reuters)。外國人拍衝突畫面拍得比較好,他們已有在其他國家拍攝抗爭的經驗,所以他們知道警察會有什麼反應、要怎麼應對,催淚彈射出時要往哪裡跑、受傷要怎麼處理。

香港的同業可能從6月9日才開始累積經驗,但是我們也進步很快。同業會在工作以後討論一下怎麼保護自己、要買什麼裝備、mask要買哪一個才可以擋住催淚彈,然後會分享警察用的槍怎麼射出來、會射多遠、我們在哪裡拍就比較安全。

具體來說,我們保護自己的方式,第一就是在前往現場前會先準備裝備。如果是戶外的大遊行,那就要準備mask;如果是在商場裡面,一般不會在裡面放tear gas,就可能不用準備mask。

第二就是在現場的判斷。很多時候我們要準備用什麼裝備,也是看警察現場狀態──如果警察戴上mask,你跟他一樣戴上就算安全,因為他準備用什麼武器,他們也要先保護自己,所以我們要隨時觀察警方。

第三就是不要跑進警察的火網
Fire net,指彈道縱橫交織的密集火力,彷彿網子一般。
裡面。很多人覺得自己是記者,所以警察不會瞄準他,但是警察是只要前面有人就發射,所以得盡量不要在火網中間。

我記得有一天在上環,警察用很多類型的子彈對付示威者。那次我跟其他同業躲到分隔島邊,就發現自己處於警察與示威者的交火範圍;人蹲在那邊,(橡膠)子彈就在上面飛過,不停飛。那一刻我覺得我是一個戰地記者。

10月初,警察曾經出動水炮車。水炮車的射程範圍大概是30多米,它沒有固定的一個點在射,就是邊開邊掃射。那一天白天我被射到,當下還是可以跑的,到了晚上,我坐在路邊等待時,才發現我的腳動不了,後來很嚴重,接續5天都沒辦法工作。

那一次的經驗讓我體悟到,當你受傷的時候,你是完全工作不了的,你沒有任何的用途。所以我們首要的工作不是拍照,而是要先保護自己,才可以繼續拍。

在遇到某些狀況,我們還得快速判斷是否馬上離開現場,像是警察第一次在荃灣開真槍。那一天警察是對天開槍,那是真槍來的,當時我還滿害怕,不知道他要再開幾槍;但是我覺得第一次開真槍的照片實在太重要,所以還是趕緊拍。雖然那張照片後來成為台灣新聞攝影大賽得獎的作品,但當時都沒有注意安全。如果從專業角度來說,可能是先離開再找機會拍。

警察還沒到,我卻開始發抖、嘔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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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送中運動現場,進行拍攝工作的陳朗熹。(攝影/余志偉)
反送中運動現場,進行拍攝工作的陳朗熹。(攝影/余志偉)

9月的時候,我去看過心理諮商,那個時候是心理諮商師自願幫忙前線記者,香港記者協會幫忙牽線。就我所知,經歷數月來的現場震撼,很多同業睡覺睡得不好,看到警察會很害怕,聽到巨大聲音也害怕。其實當時我心理狀況算好,只是有點工作壓力,但我覺得運動不會馬上完結,心理狀態總有一天會不行,所以就先去打預防針。

但我情緒真正出問題時是10月、11月,衝突變得更激烈的時候,當警察還沒有到現場,我發現自己會發抖、會嘔吐、動不了、沒有力氣;但警察一來,我又會突然像動物一樣本能地跑。這個對工作來說也滿危險的,因為危險是很突發的。那個時候才真正開始發現問題。

中大、理大之役的煙與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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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學攻防戰的夜晚,濃煙之下能見度極低。(攝影/陳朗熹)
11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學攻防戰的夜晚,濃煙之下能見度極低。(攝影/陳朗熹)

從去年6月到12月,香港7個月的抗爭已經變了很多,例如校園原本是念書的地方,你沒有辦法想像學校會變成戰場一樣,而且那個戰場竟是最激烈的。

校園有兩個戰場,一個是中文大學,另一個就是理工大學。11月12日在中文大學,警察一天釋放了2,000多枚催淚彈,香港用的催淚彈1枚5發,所以總共是10,000發。中大的重點在攻佔公路上的橋,他們在那個橋上幾乎打了4個小時,現場是很恐怖的,晚上的時候基本我只看到火跟煙,什麼都沒有看到。我連對方拿著什麼也看不到,因為煙太大了,我伸手不見五指。我對中文大學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火跟煙。

隔幾天的理工大學事件因為從白天打到晚上,它的重點就是第二天被圍困以後。對我們影像的人來說,理大打得沒有中文大學這麼激烈,照片強度沒那麼大;加上學生被圍困後,人逃不出去,所以不管攝影在裡面留多久,現場畫面應該是一樣,很難想像往後有什麼新聞。以我的判斷,我就想像那個新聞已經結束了,加上體力不足,相機沒電、記憶卡已滿,我就沒有選擇待到最後。事後回想,那時是判斷錯誤,因為後來抗爭者冒險從天橋游繩而下,以及爬下水道的逃生,成為理大最重要的事件。

兩個校園戰場的對比是很強的,因為中文大學給我的感覺是示威者贏了,他們重新把橋佔據了;而理工大學是被圍困了。但是無論如何,我覺得這些都是香港抗爭很獨有的景象。

想要記錄運動所有元素,留給後人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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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被警方圍困在香港理工大學內的示威者就地休息。(攝影/陳朗熹)
11月17日,被警方圍困在香港理工大學內的示威者就地休息。(攝影/陳朗熹)

這個運動有很多元素,它有暴力的元素、和平的元素、愛的元素、勇氣的元素,很多很多面向,我想要把那些元素都拍下來。

作為一個旁觀這個運動的人,儘管它是很暴力,也是要拍下來。我覺得應該要很真誠地拍這場運動,即使是(對示威者)不好的地方也要拍,因為它也是這個運動的一部分。你不可能說,只拍警察打示威者,但當示威者打人時,就不拍了,只因為我的影像可能會影響到運動的走向,所以不放這個照片。雖然香港攝影對示威者比較同理和同情,但當示威者做錯的地方,有人拍下來,對運動本身也是一個好的改過的機會,所以我是想要把這個運動所有面向都帶出來。

我常常跟別人說:「你是一個記者,你剛好很有緣分地可以拿起這個鏡頭,你就把它用到最好。」所以我覺得在現場保持冷靜、抽離的狀態是一種專業,那個專業才可以把這個事情帶到讀者面前,讓讀者分辨好壞。

用歷史照片的角度來說,如果影像是比較真誠和中肯的話,那就讓後人去詮釋這場事件。如果你拍到示威者丟汽油彈,可能有些黃絲會覺得「這個東西不要出來,看到照片的人會覺得這個運動很暴力」,但很多人會覺得很勇敢,20年後的人看這個照片可能還會覺得這個沒什麼特別。歷史很長,你不會知道影像在那個時候發生的所有脈絡,所以我們專業攝影記者的責任,就是把它中肯記錄下來,其他的由後人去判斷就好。

「每一張好照片背後,他們付出的代價都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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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日,示威者衝進立法會,陳朗熹跟進拍下標誌性的一張照片,後來獲得香港《前線・焦點2019》新聞攝影比賽年度圖片。(攝影/陳朗熹)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衝進立法會,陳朗熹跟進拍下標誌性的一張照片,後來獲得香港《前線・焦點2019》新聞攝影比賽年度圖片。(攝影/陳朗熹)

今年5月,我拍攝示威者衝進七一立法會的照片,獲得香港攝影記者協會舉辦的《前線・焦點2019》新聞攝影比賽年度圖片的肯定,坦白說,拿獎的心情有點複雜。比賽得獎很開心,但是我覺得那個影像裡面的人付出太多。

2014年拍攝雨傘運動時,我會常常對攝影記者有一個想像,就是一直在等待什麼時候有大事發生,因為有大事發生才有機會拍到好作品。2014年我這樣想,但是2019年我就不想這樣想了──每一張好照片背後,他們(指香港人)付出的代價都太大了,我寧願不要有那個影像在那個世界上出現。

另一個比較深刻的感受是,上一年的6月到12月,你會看到很多新聞,新聞通常是哪裡有很多人、很多衝突、很多受傷,或者那天抓了幾多人。那個抓了幾多人只是一個數字來的,譬如今天抓了150人,昨天抓了300人。但是到今年5月的時候,那個數字(背後的人)開始出來了,(例如)有一個姓陳的19歲男生,他被法庭判了暴動罪,這是很實在的浮現,不是150人,他是19歲、姓陳的男生,然後他要坐牢5年(編按)
2020年5月起,反送中運動示威者被政府律政司檢控暴動罪的案件,香港法院開始陸續宣判。5月15日,首名承認暴動罪的被告、冼姓21歲救生員遭判刑4年。陳朗熹在此為舉例,非真實具體案例。
。因為比較具體,所以情緒就開始出來了。

我們記者常常說,每一個運動往後那幾年都是“court year”,就是法庭之年。他們要上法庭,所以數字就會被具體化。我有時候也會去法庭旁聽,有很多很真實的事情,法庭上也會有影片播出來,感受也就會跟著出來。

把影像留下來,提醒下一代

很多香港人從去年就很絕望,我就常常跟現場或同業說,「你不要把眼光放在明天、後天、下星期、下個月,你要放到200年、300年後,這樣子想就會知道你在這個歷史裡面是很渺小的。」

我常常這樣子想,「300年後肯定會勝利」。從歷史來說,300年前,民主國家可能沒有很多,但是現在可能只剩下30個國家不是民主的,每年都有一些革命,讓事情變好,那300年後可能只剩下5個不是民主國家,而香港6月9日的遊行可能也是推動這個民主的0.01%。

我們做影像的人也是,你在前線看到他們衝突,你看到示威者受傷,你也看到警察受傷。看到不好的事情,你好像很無力,但是你知道你的影像在推動民主的進步可能是0.0001%,那不也是進步嗎?

攝影記者不是要用照片去推動這個運動,它的功能就是把影像留下來,然後提醒下一代人、提醒未來的人、提醒現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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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街頭觀察、拍攝示威運動的陳朗熹。(攝影/余志偉)
在香港街頭觀察、拍攝示威運動的陳朗熹。(攝影/余志偉)

想對台灣讀者說⋯⋯

現在中共攬炒
粵語中同歸於盡、玉石俱焚之意。
香港之後,台灣肯定是下一個目標,所以我想要用影像對抗那個事情。我會選擇跟《報導者》合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覺得台灣好像需要一個freelance(自由職業)的香港攝影記者。一方面,香港攝影會對這個事情比較有感覺,而外國攝影可能6月去香港、7月去澳洲、8月去中東工作,香港只是其中一站,眼前的人也不是他們熟悉的人。另一方面,台灣的讀者需要對這個事情看得很清楚,因為香港跟台灣很密切。

如果台灣人看長遠的話,就知道這個事情跟你很密切,我覺得不能把這個事情弄得像國際新聞,好像很遠看一個故事、很表面、跟你無關一樣。所以我常常會捕捉一些比較特別的影像,就好像做local的新聞一樣。

在這個運動裡面,台灣讀者很需要看到最真實、最好的影像。影像可以提醒下一批的人,要看這個影像的,第一就是香港自己人,第二肯定是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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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與之後的天差地別
要先保護自己,才能在「戰地」拍照
想要記錄運動所有元素,留給後人評價
把影像留下來,提醒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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