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鄭有傑的記憶裡，約莫10年前的金馬影展，日本導演是枝裕和來台，日文流利的鄭有傑短暫地幫忙擔任口譯，而當天出席的還有侯孝賢。鄭有傑依舊清晰記得活動開場前，主持人邀請大家坐在侯導身旁，沒想到，把話轉譯給是枝裕和後，是枝偷偷跟鄭有傑說：「開玩笑，他是侯孝賢耶，我怎麼敢坐到他旁邊。」

每個導演都有自己仰望的導演。那時30來歲，已導過《陽陽》、《一年之初》等劇情長片的鄭有傑，不但沒告訴身旁的大導演有多喜歡他的作品，更沒說自己是是枝裕和《橫山家之味》的中文版譯者，更沒提及自己也是一位電影導演，「我想那時我就徹底當一個專業的翻譯，不告訴他我是電影導演，那會讓人家有壓力。」

像登一座聖殿，一階一階努力向前，抬頭有仰望的目標。

即將在11月底滿43歲，電影之路，鄭有傑已疾行20年。2020年，他的《親愛的房客》（Dear Tenant）入圍了第57屆金馬影展6個獎項：最佳劇情長片、最佳導演、最佳原著編劇、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原創電影音樂。

導演楊雅喆說：「和他過去的作品相比，這部片越級了三級。」

《親愛的房客》故事由莫子儀飾演的房客林健一為核心開展。林健一是已逝世的王立維（姚淳耀飾）家中的房客，但健一卻代替立維，照顧了立維的小孩悠宇（白潤音飾）以及立維的母親（陳淑芳飾）。為何一位房客要照顧別人的母親？又為何成為孩子的收養人？健一的祕密一層一層以倒序之幕，揭開一位同志對伴侶背負的愛、自責、承諾。

這部片由楊雅喆與鄭有傑共同監製。他們倆認識10年，但友誼特殊，「我們沒有私交，不一起喝酒，我沒有去過他家，沒有見過他的小孩，見面就在咖啡店，一切公事公辦；坐下來討論劇本，通常發語詞是，『來，好的就不多說了，就從有問題的開始』，」楊雅喆說。

接受《報導者》專訪時，楊雅喆直言不諱評價鄭有傑近年的作品，他說，相較先前的《一年之初》（2006年）、《陽陽》（2009年）、《太陽的孩子》（2015年），以及電視迷你劇集《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爆炸1》2010、《爆炸2》2017），「而這次《親愛的房客》像越級打怪，成長很多。」

初始至今，鄭有傑不停蛻變。

帶著一絲書生氣息，總是禮貌、溫和，鄭有傑不瑣碎多言，與人保持安全距離，但談起影像和戲劇，滔滔不絕。觀眾對他最強力的記憶點應是2008年出演導演王小棣《波麗士大人》裡，那個性格溫吞，面對巨大體制顯得過度善良甚至懦弱的潘士淵。角色銘印人心，讓不少人對他仍停格在溫柔無害的形象裡。

但實際上，鄭有傑嚮往勇氣，不怕與眾不同，不畏競爭。

「我看起來很像很服輸，但我一點也不服輸。我的個性就這樣，每做一件事情就是用盡全力。」

小時候用盡全力讀書，讀進建中、台大，最後發現喜歡的是電影，於是再以飛快轉速學習攝影、剪接、演戲、編劇；除了嘗試各種角色（甚至包括變裝皇后）的演出，在導演這條路上，他選擇的題材從不是太順口的類型片，甚至經常是踩在紅線上的議題。

最突出的是在民國100年（2011年）時，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以「台灣特有社會現象」切入，推出「10+10」的短片創作，包括侯孝賢、陳玉勳、張艾嘉在內的20位導演短片都參與其中；在「10+10」系列裡，鄭有傑以《潛規則》揭示並預示了兩岸關係對電影工作者的影響，劇情是一個電影劇組來到學校操場拍攝，發現舞台上有一大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看板，導演慌張要求製片解決看板（否則無法行銷到中國），最後大家找到了鐵橇摘下看板後，沒想到看板背後的牆面卻有個繪製的中國大地圖，上頭還印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幾個大字。

在「10+10」裡，《潛規則》無疑是其中切角最犀利的一部，勇敢說出電影人不言說的事實。對照中國2019年再緊收的影視審查和大撤檔潮，《潛規則》更如一則啟示錄。

2013年他自資反核短片《（不再）平凡的幸福》，他上網買了防毒面具，快手寫出劇本，拍出核爆後的家園變貌。2015年他導演的《太陽的孩子》是一部關於土地正義的片子，當時台東美麗灣飯店的開發案，被視為環境與開發間抉擇的時代指標，這部片在處理一個離鄉青年在意識到當家鄉從良田變成觀光飯店，回鄉守護家園的行動與反思。而2017年《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2》，這部由公視委製的戲劇，則直揭反服貿運動所引發的世代衝突、高房價、新聞置入等青年關注的議題。

他因《爆炸2》拿下53屆金鐘獎迷你劇集導演，上台領獎時說，「我們拍了一部碰觸了很多不應該存在的紅線的片」。

受到導演王小棣的影響，用影像影響社會的創作態度在他身上萌芽。鄭有傑的作品帶有強烈現實感，議題導向的意圖極為明顯。

但《爆炸2》像是告別了一個階段，像是鄭有傑最後一次的怒吼。

「《爆炸2》太爆炸了，那時真的太多外放的憤怒、怒吼，怎麼可以那麼放肆？在怒吼的過程中就會覺得，我不可能一直怒吼到老。我開始想一件事，是不是不用那麼用力，我想要講的東西它自然會在劇裡。」

如果每位導演都有自己的核心命題，那鄭有傑的是什麼？

楊雅喆認為，鄭有傑的核心命題就是「家人」，「他對家人間的情感與覊絆是很有興趣的。」

如果從他歷來的作品，的確可以看到安全的家園、有尊嚴和同理的家、彼此善待的家的渴望，而這個「家」的單位也可以放大到社群與社會。但這個家的命題，隨著他的年紀與歷練，表現形式也從對外的聲嘶力竭轉向內心探索。

2018年，他40歲，開始撰寫《親愛的房客》劇本。也是那時開始，他愈來愈不喜歡吵鬧的音樂，他不太用社群媒體、花更多時間陪伴3個小孩成長，他說想要拍一部能讓人安靜下來的電影。

鏡頭第一幕由開闊地的合歡山北峰拍起，之後是雨都基隆，房客健一和悠宇家的所在。屋內鐵窗望出的是繁華盡落的港區，溼黏的空氣把房客與家人的關係浸得死深：悠宇不了解房客健一為何長期照顧他，也不清楚為何阿嬤認為健一害死了自己的父親立維；而健一又為何要承受立維母親的冷言和立維弟弟的猜疑。一關又一關，像剝開洋蔥似的解答健一這位「房客」之所以「親愛」的過程。

片中因為提到親族和國家體制對同志的不友善，有不少人詮釋這是部同志電影，但鄭有傑認為「同志片」的定位可能以偏概全，「我們不會講一個異性戀的愛情片說它是異性戀片，那有同志出現的愛情片、家庭片、懸疑片就變成同志片，只要有一個同志，其他的元素就全部沒了，不應該是這樣。」

但他也自承，前2年婚姻平權修法釋憲的確讓他感受到保守力量的巨大，他的同學群組裡還是有人會開同性戀的玩笑，這個創作還是有他議題的企圖，但他更希望走出同溫層。他的母親和岳母就在映後告訴他：「有傑，我覺得你這個不是同志片。雖然男主角是同志，可是我感覺是在講家的故事。」

身為編劇和導演，鄭有傑最希望傳達的是「沒有血緣的人也可以珍惜一個人」、「就算不是真正的親子也可以成為一家相愛的人」。

異性主流體制結構下要演譯出同志深情，要揣摩照顧無血緣的愛人的老母與幼子，男主角莫子儀的表演是戲劇成功與否的關鍵。劇場出身，大家稱他為「小莫」的莫子儀，比鄭有傑小4歲，他們倆在20年前因張清芳的MV合作，一個執導，一個演出，之後是在2006年主演了鄭的第一部長片《一年之初》。

圈子內的人都清楚莫子儀獨特的工作哲學，他對劇本要求嚴格，不習慣把自己當藝人明星經營。他挑劇本，不把賺錢當做最重要的事，簡樸實在的性格從他最近剛把騎了20年的摩托車報銷，可見一二，這車是母親在莫子儀19歲時幫他分期付款買的。

即便曾兩次入圍金鐘獎男主獎、今年在台北電影節以《親愛的房客》拿下最佳男主角，莫子儀還是相對低調。他在接受其他媒體採訪時表示：

「30到35歲時我一直在問，表演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在台灣這個環境我可以為這裡做什麼？希望自己可以建立典範，不管是後輩等，我可以讓他們感受到我對工作的態度，不是說教或管訓，而是以身做則，我怎麼面對表演這件事，當他們遇到問題時，可以交流。我應該要有這樣的責任。」

總是帶著憂悒神色的莫子儀花了6個月的時間進入健一的角色裡：他是痛苦失去另一半的失偶者、但同時也有情慾曾冒險約砲的個體；他是讓另一個家庭破碎的原因、卻也是讓那個家庭完整的可能；他是悠宇第二個爸爸，一個無血緣的父親。他把矛盾關係表現得扣人心弦且適切得宜。

另一個關鍵角色是陳淑芳。今年81歲、演戲演了63年，從19歲開始飾演母親，被稱為「國民阿嬤」。在此片裡她飾演失去兒子又全身病痛的老母，她要詮釋對健一愛與恨並存的情緒：讓家發生驟變的是健一，守在病榻邊的也是健一。陳淑芳與莫子儀同樣演繹出糾結困頓，以及獨特的「婆媳」互動。

陳淑芳的角色讓人憶起是枝裕和《橫山家之味》（Still Walking）裡樹木希林的母親一角，在此片裡，家裡的長子純平在15年前因拯救少年而溺斃，母親每年都會「邀請」該名少年在純平忌日前來家裡一起悼念，少年持續來了15年。家人問起母親為何要他年年來，她收起和善的神色冷下來說，是要讓他看到，這一家究竟犠牲了什麼。

「我得大方承認我的阿嬤（陳淑芳角色）有受到他的影響。用每個人人性裡面都可能有的惡，把他（莫子儀）留在身邊折磨，其實很闇黑。但你不會覺得她是混帳，這就是人性，怨久了，也愛了，其實也接受他了。刀子嘴豆腐心，人就是這樣，這就是人，這就是家人，」鄭有傑說。

在戲裡的最後，視力退化、傷口劇痛的陳淑芳知道人生走入盡頭，此時她已可以坦然問：「立維跟你在一起幸不幸福？」接著兩人在導演給的自由空間下演繹劇本，莫子儀哭了，陳淑芳哭了，場外觀看的劇組成員也止不住淚水，直到導演走進來對兩位演員說，「謝謝你們，演得這麼好。」

硬底子演員分別入圍了男主角與女配角，另一個關鍵角色是其中年紀最小的演員，11歲的白潤音。鄭有傑說，潤音雖小，但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他下戲時跟父親撒嬌，但上戲時就像有個開關，上戲時對這份工作有種尊敬。

曾有一場戲健一與悠宇在港灣爭吵，鄭有傑說當下劇本怎麼改都修不好，於是在吃便當時問小潤，「你覺得悠宇在這裡面最生氣的點是什麼？」小潤說：「我認為別人在利用我，每個人都把我當工具。」當大人講得彎彎繞繞，他用小孩子的語彙很直接，他從童真的視角，點出大人被情緒束縛、無法自由飛翔的盲點，像是成人世界的對照。

白潤音透露，未滿12歲的他還無法到戲院完整觀看自己參與的片子。但他演出的厭世、孤單、自由、依戀的各種層次，已讓戲劇更具說服力。

這個劇本同時讓鄭有傑入圍最佳編劇和最佳劇情長片。寫劇本的過程中，楊雅喆對鄭有傑有多次嚴厲批評。他說：「有傑是一個愛好和平的人。但我很好奇：難道婆婆不怨嗎？不會三不五時拿出來念嗎？（莫子儀）如果只是洗碗煮飯，那跟古代三從四德的婦女有什麼不一樣？他應該也想要自己的生活啊？」各種直率建議也讓鄭有傑最後的角色刻劃跨越了「扁平的好人」，人物立體鮮活，沒有廢話和教條；剪接也是在多次修改後，有了目前106分鐘的院線版。

好的劇本與硬底子演員的加乘，幫助鄭有傑在導戲時更自在不用力。過去在《爆炸》時他會抓著演員說「我不會放棄你」，然後要求演員拿出潛力達標，「現在想起來好變態喔，某一種程度可能是用導演熱血的情緒在渲染演員。」

如今不再那麼用力地敍事，放手角色演出，反而讓觀影者感到強烈共鳴──那些潛意識或無意識裡時刻被牽動的：因罪、因怨、因內疚、因猜忌、因忌妒、因慾望而有的人間張力，以及人際束縛中如何共處如何彼此自由的課題。

其實《親愛的房客》片名的誕生百轉千折。原本被命名為「約束」（やくそく），日文文意裡，「約束」也有「約定」的雙重意義，外頭看似是「約束」，但對主角來說也可能是「發自內心的約定」（以此片來說，就是健一跟已逝的愛人立維、跟小男孩悠宇間的約定）。

「這是我本來很喜歡的片名，但我們要面對市場。那時候投票，工作人員一面倒投『約束』，行銷團隊一面倒投『親愛的房客』；我就去新店住家附近對社區媽媽們做盲測，因為她們就是一般觀眾，她們一面倒投『親愛的房客』，覺得約束這兩個字很負面，不太想看，那『親愛的房客』會有很多幻想啊！因為我給他看一些劇照，可能看到小莫，就會有很多幻想。」

過往《太陽的孩子》迴響很高但票房不佳，提醒他要走出同溫層。但私底下他仍掩不住對《約束》片名的喜愛，訪談中交錯著使用這兩個片名。

之所以認同《約束》，也是鄭有傑長期來生命狀態的投影。

這個投射來與他摯愛的父親休戚相關。在他開始寫這次的劇本時，他經常想起逝世多年的父親。

他的父親是出生於日本神戶的台灣人，在拘謹的日式教育下成長，但鄭有傑說父親並沒有把拘謹加諸在他身上，教育採開放尊重。不過從很多小細節仍可覺察日本文化在鄭有傑身上的著痕，除了平日的閱讀有一半是日本文學和漫畫書，他說閱讀日文是另一個活脫的腦袋幫助放鬆；一位與他長期共事的友人形容他說起謝謝：「是日本式的謝謝，會謝到一萬八千里。」

經商的父親對長子有所期待，於是鄭有傑大學填了台大經濟系。當他後來選擇拍電影時，他清楚自己是「背叛了父親的期待」。

「我們甚至沒有真的聊，我一直在彆扭，我一直想要用行動證明給他看，想在他還在的時候，拿個金馬獎或拿個奧斯卡或什麼的⋯⋯我不知道在他的定義裡什麼才會讓他⋯⋯。」

即便已離世9年，父親巨大幽幽的身影仍駐紮在身體與心理。採訪中，他多次試圖完成那些未完成、但停留在潛意識的句子，未果，只能抓起幾張衛生紙抹去鼻涕淚水，喝水強迫自己鎮定，「他明明已經不在了，我到現在還在繼續認識他，跟他對話，很奇妙的事情。我在拍片時完全沒有意識到。」

《親愛的房客》裡有兩個重要的取景，一在基隆，一在合歡山。拍攝畫面延續其以往風格，場景要找出台灣獨有的特色。山海之間把他從都市中抽離，也有更多時間思索。近期為了宣傳，他落筆書寫當時劇本寫作一年半仍卡關的心境：

我一個人很有事地坐在基隆港邊，那時候真的是感覺自己走到山窮水盡了，但現實狀況又讓我退無可退。只恨自己怎麼那麼沒用⋯⋯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清楚地感覺到父親的存在，也許是聯想到他曾經也數度遭遇絕境，當時他背負的還不只自己的家庭，還有許多員工的家庭，我都不知道他當時是怎麼面對這種絕境，怎麼堅持下來的？他從來沒有跟我提過，我也不曾問過他。但現在好像終於懂他的心情了。我就這樣坐在那邊好好哭了一回，哭到夜色都黑了⋯⋯。

兒子渴望著父親衷心認同他電影之路的選擇。無以名狀的情感，因父親的逞強和自己曾有的彆扭，在父親逝後，各種對抗、放下、感謝⋯⋯他得一人面對，一人頓悟。

此片的創作，也如同是長期來父子間解不開的「約束」，而他終究期待那成為他與父親之間悄悄的「約定」──約定成為一位好導演，一位好的創作者。

當時的主持人陶晶瑩要出席的4大導演杜琪峯、侯孝賢、關錦鵬、李安分別送4個字給年輕導演。杜琪峯說「六親不認」、關錦鵬說「不停地喝」、李安說「身心健康」，而鄭有傑印象最深的是侯孝賢說的「不停地拍」。

「我覺得他是看著我講的，雖然很可能不是，但我覺得就是講給（獎項全槓龜的）我聽的。那4個字相當重要。」

《陽陽》全軍沒覆的記憶仍歷歷在目，但不服輸的鄭有傑沒因而氣餒。

就像他最喜歡的導演是枝裕和。鄭有傑認為是枝裕和很勇敢，成功之後也沒有安逸著，他說，是枝在 2012年拍了電視劇《回家》（Going my home），這部追憶已逝父母的創作卻在日本遭受負評，酸民的批評包括「貴為是枝裕和，結果收視率履創新低」、「要不是是枝裕和，節目早就被砍」⋯⋯但是枝後來拍了《海街日記》、《比海還深》、《小偷家族》，捲土重來。

談起是枝裕和的勇敢和對人的溫柔，鄭有傑像是在談著心中自己也期待成為的大人和創作者。

當年做是枝裕和翻譯的鄭有傑，腼腆不說出自己是譯者、也是電影導演，今年在疫情之下，是枝裕和仍會來台擔任金馬學院講師、講座，還可能上台頒獎。問鄭有傑會不會邀請是枝看《親愛的房客》呢？

「請是枝裕和來看啊⋯⋯有點不敢耶。我何德何能啊⋯⋯有的時候偶像出現就離他遠一點，不要太近看他，有個距離的美感。如果有緣，就會看得到。」

鄭有傑的禮貌拘謹，如同10年前不敢坐在侯導旁的是枝裕和一樣，面對巨大的存在，靠近一點就滿足就感受溫暖。對話顯得多餘，作品說盡了他們對電影的愛。

當年想像自己可能會成為侯孝賢的是枝裕和，最終與自己最喜歡的導演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鄭有傑也不必成為另一個是枝裕和。

帶著對父親的愧疚和思念，選擇另一個自己希望的人生，鄭有傑感謝著自己與電影一生一次相遇的禮物。不論今年《親愛的房客》拿下幾座金馬，他會不停地拍，珍重這份從不理所當然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