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瑞典在2022年5月18日正式向北約（NATO）申請加入前後，深受國際社會關注，加上北約副祕書長吉歐阿納（Mircea Geoană）日前受訪時指俄羅斯既率先破壞《北約─俄羅斯共同關係、合作暨安全基礎協定》，北約就不再在東側部署兵力上有任何限制，難免使「北約東擴」之說躍然紙上。不過，這是否意味西方真的有意向東擴張？全球又要面對一個什麼樣的全新後冷戰格局？

芬蘭與瑞典雖然同一時間申請加入北約，但在整個過程中，媒體比較聚焦芬蘭的走向。主因不只由於芬蘭與俄羅斯的邊境有約1,300公里的接壤，也因為芬蘭在二戰後的外交政策大都顧及俄國意向，自然顯得今次的舉動非常異常。

芬蘭從中世紀就是瑞典治下的一個地區。1721年，俄羅斯打敗瑞典，與其簽訂《尼斯塔德條約》。瑞典被迫割讓大量土地後，俄軍就從芬蘭撤退，不過最終在1809年把其納入自己的帝國版圖。

可是，就在這段近90年的「真空期」中，芬俄關係並非風平浪靜。當時芬蘭雖然仍屬瑞典國土，但政治菁英出現了兩個派系：一方稱為「Hats」，提倡聯合法國對抗俄國；另一邊的「Caps」則倡議承認俄國在地區的優勢，希冀與「這個危險的鄰居」和解。

兩派拉鋸多年的同時， 18世紀末芬蘭政壇一邊興起「國家未來是否取決於俄羅斯崛起」的討論，一邊瑞俄在1790年簽署的《瓦雷拉條約》（Treaty of Värälä）又似乎斷絕了芬蘭與瑞典分離的空間。

以上種種跡象，已預視了芬蘭往後雖然能以自治大公國（autonomous Grand Duchy）形式運作一個多世紀，但它和俄國的關係註定縱橫交錯。

在沙皇統治下，芬蘭的民族意識開始覺醒，特別是芬蘭語慢慢取代了瑞典語與俄語的民間地位，且19世紀中後葉陸續出現議會重開、選舉法放寬等情況，無怪乎1890年代有「芬蘭本身就是一個實體，它不能再成為瑞典，也不應該成為俄羅斯」這類政治口號，即或後知後覺的俄方當局有意推動俄羅斯化（Russification）政策亦為時已晚，整個大公國時代的走勢就此成為芬蘭在俄羅斯帝國於1917年崩潰後得以獨立的跳板。

然而，這並未能解決芬蘭毗鄰長期持擴張西邊國界作為縱深國防政策的俄羅斯這一地緣政治現實。芬蘭在二戰期間先後與蘇聯交戰兩次──冬季戰爭（Winter War, 1939-1940）和繼續戰爭（Continuation War, 1941-1944）──巨額賠償、大量傷亡、失去國土、限制軍隊規模或武器製造等後果使芬蘭不得不思考大戰後的生存之道。甚至在戰事尚未結束的1943年，本來反蘇，之後成為總統的政客吉科寧（Urho Kekkonen，1956-1982年在位）亦公開主張「與蘇聯實行『睦鄰友好』政策就能維護芬蘭自由和獨立」，這種外交政策的傾向於是開始在國民輿論中扎根。

是以芬蘭在1948年與蘇聯簽訂《友好、合作和互助協定》（YYA Treaty，1992年才失效）後，就在總統巴錫基維（Juho Paasikivi，1946-1956在位）和吉科寧的長期帶領下走在「外交政策必須顧及蘇聯態度」的路線，當時芬蘭的重要政治議題甚至會先直達莫斯科，經評估回覆再在國內推動──就連吉科寧的繼任者，民選出來的科伊維斯托（Mauno Koivisto，1982-1994在位）也是因為蘇方當局不反對才得以正式上台。

即或蘇聯解體，芬蘭對俄羅斯仍有諸多顧忌，在1995年亦表明：除非有重大事故，否則國家安全政策的目標乃「非軍事聯盟」和獨立防禦。即便芬蘭在1997年設立駐北約代表團和駐北約大使，早從1960及70年代就在西德政壇出現的詞彙「芬蘭化」（Finlandization）仍繼續不脛而走，象徵著「一個大國影響一個較小的鄰國政策」──直至2022年。

曾是芬蘭宗主國，前北歐大國的瑞典，走上軍事中立之軌跡，自然極為不同。

1743年，瑞典欲透過戰爭從俄國取回失去的領土不果，反要割讓更多國土，地緣勢力的天秤進一步擺向東方。這就解釋了卡爾十四世（Charles XIV John, 1763-1844）何以體會到連年戰爭對國力的損害，繼而為瑞典留下一個最重要的遺產：政治中立。

1818年，卡爾十四世在瑞典國會發言：

「由於我們與歐洲其他國家分開，我們的政策和利益將使我們避免捲入與自己無關的任何爭端。同時，為了服從我們的國家義務和榮譽，我們不會允許任何其他權力干涉我們的內政。」

1834年，他再頒布了一份備忘錄，稱瑞典為「孤立的大國」，會放棄所有可能危及她享受平靜的幻想。當然，曾經作為地區大國的瑞典要堅定轉向中立並非易事，但無疑卡爾十四世為國家奠定「嚴格、獨立的中立」之穩固基礎。

19世紀末葉，瑞典的政黨議會開始成熟，且無論保守派和自由派都支持中立，這個國策得以繼續保持。1905年，瑞典在德意志帝國答應提供軍事支援下，容許挪威獨立，這就足以反映「倡議遠離衝突」甚至「與鄰國持有良好關係」的中立方針已經成熟。

因此，儘管具極大爭議，瑞典在後來一戰、二戰都盡力堅持自己的中立立場──雖然後來有人指責瑞典與納粹德國的關係有為人詬病之處，但其中立也使它得以成為了不少猶太人及其他難民的容身之所。

瑞典既因為中立逃過了戰火的摧殘，就自然有動機在戰後更積極發展相關政策，並把之定義為「在和平時期不參加軍事同盟，加強自己有獨立而強大的防禦能力，旨在中立」，並銳意爭取國民的支持。於是，瑞典逐步塑造自己專注調解、建立溝通橋梁、維和的國際形象，瑞典國際事務研究所（Swed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成立於1938年）、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成立於1966年）都是這方面典型的例子。

1991年蘇聯解體後，瑞典中立政策開始受到質疑，認為它不符全球化經濟的政治現實與有助歐洲融合，是否「加入北約」的討論亦開始出現。不過，無可否認，雖然斯德哥爾摩政府在面對歐洲一體化與911反恐戰爭時，確實調整了一些政策，不過民情仍普遍支持中立──直至2022年。

縱觀芬蘭和瑞典的歷史，我們就不難發現2國申請北約絕非「稍為調整一下國策」，而是改弦易轍、革故鼎新。然而，對俄羅斯而言，此舉觸動的遠非只是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的問題。但要探究俄國更深層的心理變化和可能帶來的後果，就要從沙皇俄羅斯帝國與西方的微妙關係開始追溯。

一如上文所說，瑞典在波羅的海地區由盛轉衰，關鍵之一就在俄羅斯的崛起。大北方戰爭所以爆發，源於各方都想獲取波羅的海的控制權及貿易路線，於是俄羅斯為首的「北方同盟」就攻擊與瑞典接壤的地區──過程中，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1672-1725）擔當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位曾親自到荷蘭和英國倫敦等地學習造船技術、參觀西方風情的沙皇，高舉俄國必須大幅改革的想法，聖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的出現就是其中一個顯赫的成果，此應驗了1698年時任丹麥駐波蘭大使的報告內容：「沙皇非常傾向隨著時間推演，能於波羅的海擁有一個港口。」

聖彼得堡這座1703年才開始築建的城市，氣候與地形絕不理想，每年更有洪水來犯，之所以被彼得大帝看中，就在於它是當時俄國領土「最接近西歐」的地方。《尼斯塔德條約》簽訂後，瑞典在波羅的海原有之勢力遭逆轉，聖彼得堡港口的貿易量立時急增，甚至使彼得大帝要設置高達75%的高關稅以壓抑外國商品的流入。

彼得大帝為俄國開了一扇通往西方的窗戶、泛起了向西方學習的風氣，導致他及後繼人們陷入一個兩難局面：俄羅斯要西化到那個程度？如果俄羅斯本身就足夠強大，為何她需要向西方仿效？

愈來愈多人可能會同意，彼得大帝的「所謂改革」，只是為了讓俄國「保持不變」、目的在於加強和確保原有的獨裁沙皇政體。然而，這種自相矛盾終究有個前設：西方某些部分較俄國為優。譬如，當彼得在晚年指示組織一所包涵算術、代數、幾何、天文、地理、導航、力學、物理、實體、解剖、化學、植物學、古代及現代歷史、自然法、政治倫理⋯⋯於一身的學院，就很難遮蓋他意圖西化俄國的野心。

歷史最後一任女沙皇葉卡捷琳娜大帝（也譯作「​凱薩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 1729-1796）亦曾接續這種推動俄國西化的政策。1765年她就編寫百頁的改革指導方針，除了翻譯不少西方理論，更直指俄羅斯是一個「君主制而非專制的歐洲國家」。這不禁叫人追問，何以俄羅斯帝國在其中一個顛峰時──既佔領了克里米亞，又打敗了波斯、鄂圖曼土耳其，也控制了波蘭─立陶宛，甚至成功在美國獨立戰爭（1775-1783）期間主導西歐諸國與自己組成武裝中立聯盟（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依舊渴求西化，甚或與西方並肩？

正如以研究民族主義聞名、在蘇聯出身的猶太裔社會學家管禮雅（Liah Greenfeld）一語道破：

「俄羅斯的民族認同深刻依賴於與西方的二元比較，甚至達至『如果西方不存在，俄國作為一個國家也就沒有任何意義』的程度──在特定的環境下，很容易產生怨恨。」

這種抗拒西方的態度在葉卡捷琳娜大帝當政末期尤其顯著並立下基礎，因為她看見法國大革命（1789）下皇室成員的結局後，徹底摒棄了過去的變革思緒。她於1790年把批評農奴制和專制的著名文學家拉季舍夫（Alexander Radishchev）流放到西伯利亞，或在自己離世前數週建立了俄羅斯史上第一個國家審查制度等行為，就呈現了這方面的轉變。

1924年，史達林（Joseph Stalin）成為蘇聯的總書記，主張蘇俄是先進國家，不過難以得到西方主流社會的認同，怨恨就難免加劇。雖然二戰期間蘇聯與部分西方國家有過「蜜月期」，但之後直到解體前幾乎都與西方針鋒相對。接續解體後的葉爾辛（Boris Yeltsin）時代初期，大多數俄羅斯人都認為：美國不僅是單一的超級大國，更毋庸置疑是榜樣。無怪乎俄國在西方支持下嘗試導入市場經濟、民主選舉、憲法公投的阻力不算極大。

從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1959年在美國匹茲堡（Pittsburgh）演講時說：「我們會自己站立起來，而且我們將會超越你們，我們正在提醒你們該振作精神──如果你們不想遠遠落後在我們後面的話，」並在回憶錄記下「今天他們不得不正視我們」，到普丁在2005年對剛剛履新的時任美國駐俄羅斯大使伯恩斯（William J. Burns）留下一句：「你們美國人需要多聽聽，你不能再隨心所欲了。我們可以建立有效的關係，但不僅僅是按照你的條件。」俄羅斯有意與西方比較、角力的精神始終根深蒂固。

因此，今日芬蘭和瑞典假若真的成為北約一員，固然令西方的軍力更為精銳，亦等於封鎖俄國通往波羅的海甚至大西洋的貿易和海軍航道，可是從另一個歷史脈絡角度來看：二戰後受制於自己的芬蘭，和多年以軍事中立見稱的瑞典，當下竟敢決斷對俄國說「不」之取態，將觸碰到後者長年累積而成的情感要害，這將讓普丁在國內有更多空間宣傳「西方威脅論」──儘管北約根本無意主動向俄國出兵。

縱覽彼得大帝後的俄羅斯歷史脈絡，我們難以相信今日被西歐在經濟、文化到軍事皆大力制裁的俄國，會有動機躬身自省及認真改革，而不是恨上加恨的把所有問題指向西方。

其實，在西方也不乏「俄烏戰爭責任全在北約」之說法，最備受注目的必然是美國政治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他在2014年秋寫的一篇文章〈為什麼烏克蘭危機是西方的錯：激怒普丁的自由主義妄想〉（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The Liberal Delusions That Provoked Putin）在戰爭爆發後立刻被重提，在各界引起極大爭議。

文章的背景是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後的幾個月，米爾斯海默認為：當時烏克蘭局勢升級是基於「北約擴大、歐盟擴張和促進民主」的西方三重政策。他在近月受訪中，重申自己並不打算推翻昔日的立論，亦不認同俄烏戰爭是帝國主義的結果。

幸而美國歷史學家考特金（Stephen Kotkin）回應得十分合宜，米氏論點的問題，在於它假設「北約如果沒有擴大，俄羅斯就不會成為今日的樣子」，但史實足以反駁：

「半個世紀以來，俄羅斯的外交政策特點是雄心勃勃，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從16世紀伊凡四世（Ivan the Terrible, 1530-1584）統治開始，俄羅斯以平均每天50平方英里的速度擴張了數百年，最終覆蓋了地球陸地面積的六分之一。」

另一位美國歷史學家薩洛蒂（Mary Sarotte）則嘗試仔細梳理「北約不東擴承諾」這一傳說的現實來龍去脈。1990年2月9日，柏林圍牆已倒下，時任美國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為了說服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放棄蘇聯在東德的權力，於是提出一個非正式的假定交易：「假如你們放棄東德，我們承諾北約不從當前位置東移一寸，如何？」當然，這個爭議往後自然被俄國視為禁止北約東擴的「協議」，以及西方違約的「鐵證」。可是，要把這句子視之為有法律約束力的正式承諾，未免太強人所難。薩洛蒂分析：

「在最為嚴格和狹窄的法律意義上，美國和西方並不應為北約擴張的後果『負責』──因為並沒有承諾被真正打破。」

的確，北約在後蘇聯（Post-Soviet）時期就考慮到和俄羅斯之間的聯繫，希冀深化與中歐、東歐交流之餘不會產生全新的衝突苗頭，以「不劃上明確分界」為重點。這也是和平夥伴關係計畫（Partnership for Peace, PfP）在1994年成立時的初衷，當時美國一方亦顯然留意到烏克蘭的地理位置與俄羅斯的微妙關係，甚至與俄國等幾方合作與烏克蘭簽訂《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Budapest Memorandum on Security Assurances），廢除了烏方擁有的核武。

不過，俄羅斯在第一次車臣戰爭（1994-1996）的舉動令不少中、東歐國家聞風喪膽，繼而向華府施壓。適逢當時美國中期選舉，表明「敦促北約迅速擴張」的在野共和黨取得不少議席進帳，最終令時任民主黨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接納擴大北約的保護範圍。之後除了有第二次車臣戰爭（1999-2009），俄軍亦有在摩爾多瓦、喬治亞等國引發衝突，所以鄰國對之恐懼絕非空穴來風。不是北約本身很想擴大影響範圍，而是非成員國深感莫斯科的實際威脅而積極申請加入。

當然，俄國一方不可能接受以上說法。芬蘭和瑞典的動作只會再度被克里姆林宮視為「西方背信棄義」的力證。普丁政府為了在戰爭不利的陰霾下鞏固自己的管治，現時除了千方百計欲攻佔烏克蘭東部，斯拉夫主義很大可能是他們會選擇的蹊徑，這就意味更為偏激的俄羅斯會在未來出現。

是以，斯德哥爾摩自由世界論壇高級研究員奧斯隆（Anders Åslund）提醒：

「世界要為變得不穩定的俄羅斯做好準備。」

這並非危言聳聽。從俄烏戰爭初期俄方聲稱不排除考慮使用核武，到近日以全球糧食供應作威脅──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置身事外。

現時絕大多數俄羅斯人都將這場戰爭歸咎於美國和北約──這種對西方的怨恨情緒正正符合普丁的需要，也是他在俄烏戰爭爆發後在國內外重覆的論調，更糟的是這類「非此即彼」的宣傳有在全球傳播的跡象。

可見，國際社會除了要應對經濟動盪和地緣政治重整等挑戰，亦要留心種種謊話與仇恨滲入不同社群之中。加上後疫情積下的種種問題與壓力，世界將會走向一個什麼方向？恐怕如雲山霧罩。